回来后，无外人在场，众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称赞火车。刘锡鸿也跟着说火车确实奇巧，但话锋一转，却又说不宜于中国。 　　其实，火车宜不宜于中国，还在上海时，众人便已争论过了，只不过刘锡鸿不在场而已，此番连持论较稳健的张斯栒也说火车好，但刘锡鸿却不这么看。 　　已任过8年京官的他，参加过六部九卿关于火车的大辩论，说起来自然有根有据。 　　据他说朝士们曾总结有“六大害”、“八不宜”或“十不宜”之说。郭嵩焘没参加过那次大辩论，也不想和刘锡鸿争。 　　刘锡鸿见正使不作声，更加肆无忌惮。直把火车骂得一文不值，大家都不做声。 　　一直到在大餐间用餐时，马格里终于忍不住了，乃说： 　　“刘大人，你说那么多人反对火车只能说他们在瞎说，因为中国从未有过火车，他们也从未坐过火车，怎么就知这也不宜那也不宜呢？” 　　刘锡鸿一面用自带的筷子，十分费力地把盆子里的牛肉和面包屑往口里扒，一面白了马格里一眼，说：“你一个外国人，懂什么经济？我们大清的臣民过惯了田园的宁静生活，除了完粮纳税，田地收成多自产自销，略有盈余，用牛车、帆船运到集市上便足可以了，要火车干什么？就是举子进京，大员外放，也一律公车驿馆，款款而行，从容食宿，优哉游哉，要那么快干什么？” 　　马格里说：“牛车、帆船只是短途贩运，产于本地销于本地卖不上好价钱，只有销于外县外省才有利可图。这火车不正好派上用场吗？” 　　马格里果真是个外国人，对中国情形不熟悉，所以，能说理却不能举例，一边的刘孚翊年纪轻，脑子活，又爱和刘锡鸿抬杠，马上说：“对的，长途贩运，火车最方便。比方说我们广东产荔枝，京师只有太后皇上才能吃上，亲王大臣要想吃也只有太后皇上开恩才能赏几颗。为了这贡果，一年不知要跑死多少驿马，累死几个差人。如果通了火车，一次运来一火车，不但太后、皇上可敞开怀大嚼，普通老百姓，也可学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又有什么不好呢？” 　　刘锡鸿又剜了刘孚翊一眼说：“胡说，劳民伤财动如此工程，就为了吃几颗荔枝，那隋杨广还要跟你学！” 　　马格里忙说：“他这是仅举一例嘛，你们不是常说大清地大物博吗？南来北往，须交流的物资多着呢！” 　　刘锡鸿终于吃完了饭。他用餐巾揩过嘴和手，一边剔牙一边用颇为轻蔑的口吻说： 　　“马清臣，我说你虽能当翻译却未见得能完全理解我们为人处世的宗旨。你知道我们读书人追求的是什么境界？你知道什么叫淡泊明志，什么叫宁静致远？告诉你，我们崇尚的是清静无为、适其自然，除了为皇上办事的官员，为国家防边的士卒，其余则渔樵耕读，栖息山林，其乐也融融；追逐利润的商贾既辛苦又为世人所轻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谁坐你的火轮车？你要在中国修铁路不嫌多事吗？” 　　马格里在大清几十年，知道中国有重农轻商的传统，但也明白中国人并不全都鄙视商人，于是又和刘锡鸿争了起来…… 　　此时在大餐间用餐的还有不少船员和乘客，他们平日就留意中国官员，有能说几句华语的也爱和中国人交谈。此时他们见刘锡鸿和马格里在争辩，就把身子转过来，饶有兴趣地问马格里争什么？ 　　马格里乃用英语把争辩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众洋人立刻来了兴趣，一个蓄卷发的老年洋人立刻叽哩咕噜发言。马格里翻译说： 　　“埃文斯先生说，火车最初在欧洲出现时，许多人也是这么说的，可事实是铁路一通，南来北往，物畅其流，带动了乡间和城镇的发展，工厂、加工场、货栈、商店都建起来了，一些原本荒凉的地方变成了城镇，一些小城镇更加壮大，成了都市，税收一下成倍增长呢。” 　　埃文斯开了头，其他洋人也跟着说，比比划划，都说火车的好处。 　　马格里高兴了，忙把洋人的话一一翻译过来，使团之人听了，都觉得洋人说的对。 　　刘锡鸿火了，他扫了众洋人一眼冷笑道：“哼，泰西是泰西，远东是远东，彼此地域不同，如何照搬得？就说你们英国，因为住在地球的反面，所以处处和我中华唱反调——论时序，我们是白天，艳阳高照，你们却在过夜晚，冷月嗖嗖；论政治，我们是皇上君临天下，圣躬独断，你们则偏要讲什么民主，臣子说了算；就连称谓也是反的，我们是姓刘则叫刘先生，你们则要叫先生刘；连一本书你们也要反装起，我们订右你们订左，我们竖着排你们横着排，看你们的书则要从后面看起，如此颠之倒之，叫我们如何学得？” 　　刘锡鸿自恃，妙语连珠。谁知马格里把这一通妙论翻译过去后，旁边的洋人一个个无不笑得岔了气。埃文斯一边笑一边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说刘锡鸿幽默，马格里一时找不出相对应的词儿，也就没有为他译。 　　刘锡鸿见洋人都在向他竖大拇指夸奖他，不无得意地瞥了旁边一直未作声的黎庶昌和张德彝一眼，头一昂手一甩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