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宫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二是在“君弱臣强，方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治者来说，如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赵氏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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