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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