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民生活:客观评价中国小康的实现程度




  我国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具体部署,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0年是新三步的第一步,这是承上启下的阶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为加快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初步制订了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以2001年各省市区实际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实现程度的综合分析。(指标体系确定的原则就是根据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内涵,参考了英格尔斯提出的10个现代化指标,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增加了社会发展、知识化和科技创新、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等2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共分五个子系统。它能全面反映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突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为加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广泛征求了30多位专家的意见,确定了指标体系和权重。2001年的统计数字主要是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向各部委收集的。2010年的发展目标是参考了近五年的发展速度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推算出来的。)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订目标对于发达地区可能偏低,而对中西部地区可能偏高,但只有用同一目标来衡量,才能有可比性,才能从比较中看到本地区的进步和差距,了解本地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以下即是2001年各省市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和分析。

  根据28个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为68.7%,也即到2001年已实现了2/3多,从五个子系统看,社会结构实现78.8%,经济与科技发展实现61.5%,人口素质实现72.0%,生活质量实现62.5%,法制与治安实现71.0%。

  分地区看,实现程度综合指数在70%以上的有10个省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实现68%~60%的是吉林、湖北、陕西、河北、山西、海南、重庆、内蒙古、湖南、青海;实现59%~51%的是:四川、宁夏、新疆、安徽、云南、甘肃、广西、江西、河南、贵州、西藏。

  1.关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优化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由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五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社会化、城市化、非农化、外向型经济和智力投资。全国平均结构实现指数为78.8%,实现程度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吉林九省市,在95%~81%之间(各指标如超过100%的均按100%已达标计算,实际达标率京、沪已达110%和105%,以下同),实现不足60%的是云南、河南、西藏。

  从主要指标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全国平均为27.7%,实现目标79.1%,比重最高的地区,除京、沪、津三市达55%~41%已超标外,比重在30%以上,达标在85%以上的还有辽宁、江西、湖北、广东、浙江、吉林、内蒙古、海南、重庆九省区,比重较低的是河南和云南,不足20%;城镇人口比重,反映了城市化水平,2001年全国总体已达37.7%,已实现目标45%的83.8%,沪、京、津已达88%~72%,超标的还有广东、辽宁、黑龙江,在55%~52%之间,在40%以上的还有吉林、浙江、内蒙古、福建、江苏、湖北、海南,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甘肃、贵州、云南、西藏,只有24%~19%;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只有2.3%,实现目标4%的57.5%,比重最高的是西藏,为6.5%;其次是北京,为6.2%,比重较高的还有西北五省区和云南、贵州,在3.8%~3%之间;吉林、上海、山西、内蒙古、广西、重庆在2.9%~2.3%之间;比重较低的是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在1.7%~1.5%之间。

  2.关于经济与科技发展

  经济与科技发展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知识创新手段,由人均GDP等七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综合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就业率、知识创新投入和发明创造能力。由于这些指标发展速度较快,制定的目标相对较高,所以实现程度就较低,只有61.5%,实现程度较高的均是东部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在95%~72%之间,在40%以下的是广西、甘肃、江西和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人均GDP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成果。2010年的目标是1.28万元,2001年已实现7543元,实现58.9%,最高是上海,达3.74万元,京、津分别为2.55万元和2.02万元,超标和接近目标的,在万元以上的还有:浙江1.47万元,广东1.37万元,江苏1.29万元,福建1.24万元,辽宁1.20万元,山东1.05万元,不足0.5万元的是云南、广西、甘肃、贵州,贵州只有2895元;研究发展经费占GDP比重,全国平均为1%,实现目标1.3%的76.9%,比重最高为北京,达6.3%,陕西3.0%,超标的还有上海、天津,分别达1.6%和1.5%,除广东、四川达1.1%外,其他地区均不足1%,内蒙古、新疆、西藏只有0.2%;每万人口专利受理量平均为1.3件,实现目标3.5件的37.1%,最高的是北京,达8.8件,上海7.8件,广东、天津为3.4件和3.1件,不足0.3件的是甘肃、贵州和西藏。

  3.关于人口素质

  文化科技素质的高低是对实现目标起决定作用的,它由人口自然增长率、专业技术人员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72.0%,沪、京、津超标较多,在98%以上,达标80%以上的还有辽、吉、黑、陕、苏,不足60%的是云南、西藏、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全国每万名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为2829人,实现目标4500人的62.9%,在3000人以上的有广西、云南、四川、北京、湖南、浙江、贵州、陕西、青海、河北、江西,较低的是海南,只有2154人;大专以上程度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为3.8%,仅实现7%目标的54.3%,北京最高,达17.5%,上海11.4%、天津9.4%,在5%以上的还有辽、吉、黑和新疆,比重较低,在2%左右的是贵、云、藏。

  4.关于生活质量和环保

  生活质量和环保是反映生活现代化和电气化的,由恩格尔系数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62.5%,生活质量较高的均为沿海地区,除京、沪、津三市已实现90%以上外,在75%以上的还有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西部地区均较低,云南、青海、宁夏、甘肃、江西、贵州、西藏均实现50%以下。

  从主要指标看,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优化的指标,一般认为40%~50%为小康型,降至40%以下即为宽裕型。2001年全国城镇为37.9%,农村为47.7%,城乡加权平均为44.2%,总体水平仍为小康型,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已实现目标33%的74.7%,北京最低为36%,在40%以下的有天津,河北、浙江、山东、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在50%以上的有四川、云南、海南、贵州、西藏;人均生活用电量是反映家电普及的综合指标,平均为140千瓦小时(简称度),实现目标320度的43.6%,最高为上海、北京、广东,均在300度以上,在200度以上的还有天津、浙江、福建、黑龙江,而江西、青海、西藏在56~20度之间。工业三废处理率全国平均为76.1%,实现目标85%的89.5%,三废处理率在90%以上的是津、沪、京、山东、江苏五省市,较低的是西藏、宁夏,只达45%和40%。

  5.关于法制与治安

  法制与治安是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机制。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律师数和交通事故死亡率四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实现71%,实现程度在80%以上的是海南、山西、陕西、湖南、内蒙古、青海六省区,而发达地区均较低,如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均不足60%。

  从主要指标看,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全国平均为35件,已实现目标22件的62.7%,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天津都在66~56件之间,西藏、山西、甘肃、海南较低,在17~13件之间;每万人口律师数全国平均为0.96人,实现目标1.1人的87.3%,最高的是北京,达6人,上海3.9人、天津2.1人,在1人以上的还有广东、重庆、浙江、宁夏、海南、辽宁、新疆,最低是贵州、西藏,只有0.3人和0.2人。

  小康中国必须关注的几大关系

  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由低水平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包含着社会各界对发展的理解的深化和必然由此产生的需求的多样化,如何处理好以下关系,从而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社会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进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城乡关系的协调,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公正的关系的关键。

  首先,怎样在体制和结构层面上既鼓励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的行业和职工居民,特别是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缓解失业压力并逐步改善生活条件;怎样具体落实在再分配过程中确保社会公平原则,切实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规范分配秩序,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如何从制度、法律、政策以及舆论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序转移,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严峻制约,同时又在广大农村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社区形成人际关系协调、老有所养、病有所治的格局,从而缓解贫困,减轻仍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负担、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第三,如何从人才、资金、技术、政策和体制上避免或减缓东南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被甩在后面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避免社会道德沦落、犯罪腐败猖獗的“社会病”、“城市病”。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后,各地都在积极响应、贯彻,但是,如何防止一些地区和单位以此为由又搞新一轮不切实际的贪大求快?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第五,在民主决策和政务公开方面,怎样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务公开制度,确保各级决策按规则、程序和制度(包括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社会听证制、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从源头和体制上预防和解决腐败,从而实现以经济—政治—文化统合与高度的社会凝聚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后,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怎样相辅相成,从而平衡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与传统伦理中的互谅互让美德,个人欲望、私人利益与公民义务、职业道德之间的张力。

  十六大报告提出:“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外,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城乡与地区差异、维护和保证社会公正,既是基本的前提,也是今后开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局面工作的重点、要点和难点所在。为此,要积极稳重地开好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