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时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的情况，杨坚制定了三条施政的主要方针：一为尚俭。提倡简朴的生活、杜绝奢侈糜烂的社会风气，专心恢复生产。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看到了南朝由于崇尚奢靡之风而搞得国力衰微、人心离散，以此为鉴，要求他的臣民，上至太子、下至普通百姓都厉行节俭、朴实。另一方面，隋文帝胸怀大志，早有统一南方的志向，然而当时南北双方无不由于战乱日久而民生凋敝，要想早点富国强民，当然先要杜绝浪费。当时官员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锻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杨坚与独孤后自己也以身作则。有一次他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找不到，要另外到市面上去买，杨坚就放弃了。又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赐予臣下，宫中竟然没有现成的。平时进膳，所食不过一个肉菜，独孤后也自己织布，做成衣服，几乎不戴任何金银首饰。 　　二是广施仁政。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是豆粉拌糠，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与人民同甘共苦。他率领北方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就是去找吃的。在迁移期间，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文帝在自己以身作则施行仁政的同时，也号召自己的官吏们这样去做。当时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押解你们的民夫，一路上这样辛苦，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回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到了期限，七十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官吏要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号召官吏学习王伽。隋文帝还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提高了农民开始服役的年龄，降低了他们的赋税，规定可以交纳货物来免除劳役，使农民所受的负担多少减轻了一些。 　　三是解决边境民族问题。对于隋文帝来说，最令他头疼的民族关系在于北边的突厥和吐谷浑。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朝历代皇帝对于他们的政策主要分两种：一为战，一为和。战则倾全国之力以讨之，和则遣公主与之和亲。面对突厥，隋文帝的政策是坚决予以还击。文帝采用这一态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北周与北齐对峙时期，由于互相战争，都无暇北顾，没有能力与突厥抗衡，所以都对突厥采取拉拢的态度，输送财物、遣嫁公主，争相与突厥结好，而突厥气焰更为嚣张。 　　到北周末年，赵王宇文召的女儿千金公主又被派往和亲，嫁给突厥沙钵略可汗。杨坚建隋之后，杀了赵王，千金公主便极力劝说沙钵略进攻隋朝为她报国恨家仇。隋文帝当然不能容忍她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将来要南下灭陈，必须先断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需要断绝突厥和千金公主的觊觎，隋文帝决心对突厥采取强硬的政策。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同时采用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所谓“杨坚施妙计，胜过十万兵”，进一步分裂突厥，逐个加以收服。突厥在公元584年以后，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互相之间争斗不息，再无能力与隋朝抗衡，反而需要随时拉拢隋朝来打击对手。直到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后，隋朝没有能力再顾及北方，突厥的势力才又慢慢恢复过来。 　　此外，在制度建设上，文帝登基之后，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户，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文帝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裁掉了郡级行政单位，减少了大批冗官冗员和行政经费。他废除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考试选拔人才，开中国今后一千三百年间科举制度之先河，从此很多出身贫寒的有用人才可以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他制订了一部全新的《开皇律》，废除了许多残酷复杂的刑罚，代之以简便易行的五刑。在经济上，杨坚在登上皇位之初便新开关中运河“富民渠”，与此同时广设粮仓，储备粮食，安定人心，发展生产。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隋王朝得以进一步巩固、强盛，从而为统一全国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