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在台湾人家里打工
作者：高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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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太太见我顶撞她，气得狂叫道：“是娟娟说的，她就能骑到！”我见她太不讲理了，便说：“我没有她那么高的水平！汽车把我撞倒了怎么办？不要认为有钱，就不把我当人！”说完，连午饭都没有吃，就拿起“快递”又到邮局办事去了。
有一次，美国公司的总裁要到上海来演讲，内地许多营业代表都要赶到上海来听。下午五点钟时，我刚从税务局办完事回来，还没来得及歇口气，杨太太就要我去帮24个营业代表订旅馆，并且要控制在每个床位40元钱以内，我一连跑了好多家旅社，最低也要一人70元。我饿着肚子一家一家地问，走得脚都打泡了，累得背都疼得直不起来，到晚上9点多时，终于问到一家，有40元一人的床位，但要等到明天早上来订。我打电话给杨太太，说明了这个情况，并说：“我今天太累了，明早再去订行不行！”
杨太太一听我提到累，就气冲冲地说：“你今天订不到床位就不要回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该怎么办呢？我流着泪，坐在了地上，看着我打泡的脚，心想：老板的心为什么这么狠呢？！
苛刻的工作作风
杨太太名叫杨云，出生在大陆，1949年随当国民党军后勤官的父亲去了台湾。她曾任过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联合会的主席，大学毕业后又获得了台湾政府所设的“中山奖学金”，派往美国留学。其后在随丈夫到巴拿马做外交官夫人期间，年届40的她又在运河区美国诺瓦大学主修企业管理硕士，并获得了第一名。
杨太太除了国语、英语都讲得标准外，还会拉丁语。由于她长期在海外所受的教育，她的工作作风不论是对我还是对自己都是很严谨苛刻的。
由于要培训各地的营销代表，杨太太要经常到外地讲课，有一次通知她第二天下午三点到北京去讲课，当时她正患重感冒，嗓子哑得连音都发不出，但接到通知后，她想都没想地叫我打电话去订机票。当天下午，我送她到机场，她坐上计程车时我看了她一眼，那时天已经很热了，但她还穿了一套西装，脖子上还围了条丝巾，我想跟她说：你病成这样，干脆不去了，去了也讲不成。杨太太好像看出了我想说什么，用手示意，她坚信第二天感冒一定会好，她一定会讲成功。
为了发展更多的营销代表，杨太太和杨先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只要认识了，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然后不厌其烦地跟对方大谈其经营的日用品、化妆品，当场做产品示范，他们这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致使许多人都会当场答应购买产品和作营销代表。
杨先生很是配合杨太太的工作，他除了每天写一大堆信来联系全国各地的熟人外，在杨太太演讲时，他往往先来个开场白，制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有一次，一批营销代表来家里聚会，杨太太叫杨先生讲几句，杨先生也不吭声，先进了房里，然后手背在后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出来。他从身后拿出一个盒子，然后又把盒子打开，猛地从盒子里跳出来一只可爱的玩具小狗，从桌子上一直跳到地上。杨先生把玩具狗又拿到桌子上时，狗又猛地跳到地上。大家都在惊异杨先生怎么玩起玩具来时，杨先生才慢慢地开口说：“这是我从美国带给你们大家的礼物，我们要学习这只狗的精神，它不满足呆在盒子里，即使摔倒了也要跳出来。我们也要这样，也要跳一跳，摔倒了再爬起来，只要跳起来，你们一定能成功！”全场顿时抱以热烈的掌声。
每一次家庭聚会完后，夜已经很深了，营销代表们走后，杨先生和杨太太也就累得不行，躺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了，到底是上了年龄的人，但他们从不觉得自己老。杨先生已经78岁了，有一次，我丈夫写信尊称他为老先生，他还不服气地把信拿出来对我说：“我老吗？我一点都不老！叫你先生不要再称呼我为老先生了！”
为了帮助江苏淮阴的一个营业组上业绩，杨太太每月都要亲自去一次。从上海到那里没有直达的火车，到那里，坐了火车还要转汽车，还要帮他们带产品带资料一大包。杨太太连续一年就这样跑来跑去。有一次，杨先生到西班牙去了，杨太太一个人从淮阴回来，我见她累得都快虚脱了，一问，才得知这几天她一直在拉肚子，我赶紧帮她到药店买了“泻痢停”，她服下后才止住了。在杨太太这种不屈不挠的影响下，淮阴那一组的销售业绩果真上去了。
杨太太在工作上对我很严。我刚到上海时，她要求我接打电话时一定要讲标准的国语，而且在讲话的语气上、讲话的艺术上都有要求，吐字要清楚，声音要洪亮，语气要亲切，还要有表情，拿起电话时，首先一定要说：“您好！我是高秘书，请问你贵姓，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杨太太一遍遍地给我示范，直到我的语气符合她的要求为止。
每次看到杨先生和杨太太的工作作风，我就想，他们这种近乎苛刻的工作态度，办什么事都会成功。相比之下，大陆我的熟人中，没有像他们这种年龄还疲于奔命工作的，不知这是他们的悲哀还是大陆人的悲哀。
在发展下级营销代表时，杨太太和杨先生总是口口声声称是怀着仁爱之心来帮助大陆民众致富的。还煞有介事地说：他们退休后在西班牙海边颐养天年，那里风景如画，他们又不缺吃，不缺穿，但他们不甘寂寞，不虚度光阴，总想在有生之年还要为人类做点贡献，就到大陆和台湾考查怎么能为民众做些什么，开始他们想到做教会工作，后来杨太太请了一个看相的，看相的就说某月某日有一个穿白色裙子的女士到了一个地方，上帝会安排的。杨太太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在说自己吗？她记得很清楚，也就是在那个日子，她确实是穿了一件白裙子，这也是她惟一的一件白裙子，她本不想穿的，可鬼使神差最后还是穿了这件白裙子，到了一个祠堂，抽的签是：让她往祖坟上走定能成功。今天看相的先生也这么说，她就认为这是命了。也就在这天晚上，上帝还托梦给她，她也是穿着那件白裙子，上帝说：回大陆去吧！回大陆去吧！就在这时，他们夫妇在美国遇到了这家日用品销售集团的总裁，聘请他们到中国大陆做代表，他们便欣然接受了。杨太太讲的故事是真是假只有上帝知道。也许这也是商人的一种策略吧！
中西混合的文化习俗
杨先生和杨太太曾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受海外的影响很深，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也有西方欧化的一面。
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吃饭前，他们都要神色庄重地把手放在胸前念道：感谢主给了我们食物类似的话，说完了还要拖腔带调地来一句：阿门。这一套前奏完了，才开始动筷子。我是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这一点我既感激他们，但又不喜欢。感谢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我当雇佣看待，因为在上海的许多家庭里，主人是不让雇佣和自己在一个桌上吃饭的，雇佣是单独在厨房吃，有些甚至是主人吃完了，保姆才吃。不喜欢是不习惯吃饭中的繁文缛节。虽然杨先生允许我可以不像他们那样在吃饭前还要祷告一番，但在吃饭中却有许多规矩。杨先生要求我在吃饭时身要坐正，不能低头，不能有声音，不能张口嚼东西。如果有一次不注意把口张大了一点，那杨先生就会故意很夸张地把嘴巴一张一张，样子很滑稽。遇到这时，我只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他，这时他又会说：把头抬起来。
吃饭时每个人面前摆放一个大盘子，一个小碗，一双筷子，一个勺子，一把叉子，另外又有一套公用的筷、叉、勺，旁边还摆放着一些调料。所以每天尽管吃饭的人不多，菜也不过平常的几个中国菜，但桌子上也会摆上一大堆，吃完饭，又必上水果。所以使人觉得吃饭是个很重大的事。
不仅吃饭讲规矩，出门也是要讲规矩的，乘电梯、坐车都要女士优先。到什么场合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每次我去公司或办事处办事，杨太太要求我必须化妆、换衣服。有一次，《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来上海（他和杨先生是老乡），打电话来说送给杨先生一张演出的票，让我到衡山宾馆去拿。临出门，我虽换了一身衣裳，但杨太太看见了，把我喊了过去，说我不适合穿那件衣裳，要我重新换。我一看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就没有再换，直接去了，结果我走后杨太太很是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