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在台湾人家里打工
作者：高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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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从湖北到上海一个台湾人家里打工。说是台湾人，其实这家的主人除了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外，还曾在欧美生活了十几年，现在又定居在上海。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习俗、文化、观念、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和作风与我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当然也有碰撞。我在他们家生活了近两年，从他们的身上以及他们周围人的身上既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品尝到了生活中的另一种滋味。
打工的缘起
我是湖北一座小城市的普通女工，1998年秋，我所在的那家工厂倒闭了。正在这时，上海一个叫杨良的老先生打电话叫我丈夫去帮他整理回忆录，我的丈夫在地方上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杨良老先生回老家探亲时，因也爱文，曾专邀我丈夫会晤，后又邀我们一家到他上海的新居做客。我丈夫曾将他与蒋纬国交往的往事写成文章登在国内的杂志上，杨先生因此在大陆扬名不小。
此次我和丈夫再次到上海杨良先生家时，正巧杨先生家中请的秘书兼会计辞职了，而他们新开的公司又等着要报报表，他们听说我原来是做会计的，要我帮忙，我很快就将报表做好了，但报表的报送时间已经错过了一两天，需要送到几十公里外的金山税务局。我二话没说，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去了。杨先生和他的太太见我做事负责任，便同意我就留在他们家做事。后来杨先生曾跟我讲：你先生开始要我们给你找工作时，我们还不敢同意，因为看你长得很秀气，不像会做事的，没想到你这么能干。
虽然杨先生口口声声称我丈夫是他的朋友，我丈夫也曾无偿地帮他整理过回忆录，但一确定下来我在他们家打工的身份，他们就不再讲人情世故，把我当一个真正的雇工看待了。
我尝到了累断脊梁骨的滋味
大城市时兴公司家庭化，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公司打工。谈起我日常的工作，先简要介绍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杨良先生是湖北人，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曾就读黄埔军校18期，毕业后曾在青年军蒋纬国手下当排长，后又任李宗仁代总统的上尉侍卫官。1949年国民党兵败后，杨良在天主教于斌的帮助下，远渡重洋，到西班牙就读于陆军大学，毕业后又到台湾，曾任台湾装骑团上校团长，在即将升将军前因故退役，又受聘于台湾新闻局，被派遣到阿根廷、巴拿马做新闻局代表，1988年退休后，携太太到西班牙旅居。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美国一家日用品直销公司进军中国市场，这家公司旗下最大的销售集团便聘请杨良夫妇任中国及亚太地区代表。这样杨良夫妇便回到了大陆。
杨良先生及太太除了负责美国销售集团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外，自己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作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经销商，下面发展了营销代表一万多人。由于营销代表是直销产品的方式，所以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在家里联系、发展营业代表，组织宣传产品和产品示范。由于杨良先生已近八旬高龄了，业务方面主要由近60岁的杨太太负责。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公司里，谈不上一个人干一项工作，我既当秘书，又干会计，还兼管家，什么杂事都要去做。在我来到他家里前，曾请有一个会计，一个秘书和一个保姆，后来杨太太见我从内地来，人也很老实能干，既会会计，又会电脑，字也写得好，又会干家务，就将所有的事都压在我一个人头上，而我的工资只相当于三个人中一个人的工资。这就是商人的精明苛刻之处。
从前，我只从书中看过“累断脊梁骨”这种形容，自从在杨太太家中打工后，我才真正领受到了这种形容的滋味。每天我都陷在大量的事务当中，除了到公司、办事处去办理报账、结账，帮下级营业代表买产品、办手续外，在家里还要做公司的账、报表，收发E-mail，打字，复印资料，写信，接听电话等，还要到银行交电话费、水电费等各种费用，订购火车票、飞机票等，我每天马不停蹄地跑前跑后，忙进忙出，一刻也不能歇。由于我是住在杨先生家里的，表面上看我好像节省了租房的钱，但这样一来，只要有活，我就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上班和下班及休息日的概念。每个星期，杨太太都还要安排两次晚上让一些营销代表到家里来做产品示范和讲解，这样晚上吃过饭后，我就要准备“家庭聚会”，每次晚上聚会常常要搞到十一二点，所以营销代表们走后，我收拾完已经是第二天凌时了，每天我都是累得一躺到床上，连动都懒得动了。
在杨先生家工作了半年后，我丈夫提出来探望我，希望能在这里住上十几天。杨太太不便推辞，便想了个主意，在我丈夫到来那天，就将保姆辞退了，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会让保姆不干了。就这样，我又开始承担起采购家中的食品杂物和一日三餐了，杨太太知道我丈夫的为人，会心疼我，帮我做，这样虽然多了一个人吃饭，但也省了保姆一个月800元的工资了。
我丈夫走后，杨太太也就再没有请一个保姆，只是在我忙得实在不可开交时，才又请了一个“钟点工”来家里做一餐午饭和打扫清洁。
杨太太、杨先生是信天主教的，满嘴的仁义道德和关心爱人，但我在他们家里，不仅尝到了累的滋味，更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打工者的屈辱。
我刚到杨太太家做事不久，杨太太就叫我到银行查一笔几个月前汇到昆明的600元钱，昆明方面一直没收到。我就打电话问以前的秘书，汇款存根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存根，我就到银行查询，银行方面答复说：你留下电话，我们查清后，马上通知你。我回来后，将银行的答复汇报给了杨太太。第二天早上，我不放心，又到银行去催问了一次，银行方面照样回答说要我在家里等电话，可到了下午5点55分时，杨太太突然问我银行的事办得怎样。我将银行的答复告诉了她，她突然板起了脸发火道：“你现在就去银行，问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查清，你叫他们给你写个证明！”我看了看钟，说银行已经下班了。她说：银行几点下班，我说6点。她说：还有5分钟，你还不快去快回！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银行，最快得十分钟，杨太太明知去了银行也关门了，还是硬撵着我去。我只有跑一趟了。回来，杨太太仍然不放过，恶狠狠地说：“要是你给你儿子汇的钱。没收到，你会怎么办？办一件事几天都没有办好。公司里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
我气得盯着她，想说：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不是我再苦再累所能解决得了的！再说这件事是半年前发生的，当时我还没来，那么长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查？时间长了，查起来当然难些。但话到嘴边，我却忍住了，我尚没有过错，她就那么凶，我要是反驳她，她岂不要暴跳如雷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银行，不巧，经办人去学习去了，而且明天又是星期天，她又要学习一天。我顿时傻眼了，这一下怎么了得，回去了杨太太还不知道要怎样发脾气哩！我就求银行的小姐帮我写张“证明经办人学习去了”的条子，银行小姐说她不能随便写条！我难受极了，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是满肚子的委屈化成的泪水，怎么擦也擦不干。银行的安保看到了，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他，他说：你说出来会好一点的。我想我在上海一个亲人也没有，就把杨太太说我的话告诉了他。安保听了也很气愤，说“台湾巴子（上海人对台湾商人有些看法，都称他们为巴子），把钱甩在她脸上，不干了！”又安慰我道：“不过你要想开点，气出病来怎么办？再说给别人打工就是受气，其实我们也受老板的气。他说你回去了她要是还说你，你就说银行说了让她自己来！”
我惴惴不安地回到家里，杨太太问：事办得怎么样了。我硬着头皮说：“银行说要你去。”说完扭头进了另一个房间，大概杨太太见我眼睛红红的，也就没有再问了。星期一，银行就打电话来了，说查清了，是我们的地址写错了，钱退到总行，要我们去取。
有一天早上，我在家忙到十点多，然后，我到徐家汇银行去帮杨太太取钱，她下午要出差。回来时已经11点40了，一进屋，杨太太就板着面孔问我：“你骑车到银行要多长的时间，办一件事就是一上午。”我很是生气，心想：你也根本不把我当人看！你还在梦里（杨太太每天睡到快中午才起来），我已经就工作了一个上午了，有时候忙得早饭都顾不上吃！今天一上午，我是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惦记着她下午要出差，怕误了她的事，我想我今天必须跟她说清楚。我把早上所做的事告诉她，又说我10点多开始去银行，骑车来回要一个小时。杨太太恶狠狠地说：“你怎么会要那么长时间，走都走回来了，有人骑车从这里到徐家汇也就只要半个小时。”我说：“到徐家汇每次坐公交去都要40分钟，骑车半个小时谁能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