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在台湾人家里打工
作者：高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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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究礼仪、礼貌文明方面，杨先生和杨太太是十分得体的，杨先生有时甚至会做出有点像堂吉诃德似的“英雄”举动。
比如，每一次营销代表开大会前，他就要上台讲一点有关文明举止的要求，要求穿戴整齐，打领带，不准穿短裤，不准抽烟等。可有一次，大会刚开始，他就发现有个人在抽烟，他就拿一个烟灰缸，悄悄站在这个人的身后，当那人弹烟灰时，他就用烟灰缸接住。旁边很多人都看见了这一幕，都在偷偷地笑，最后抽烟人终于发现了杨先生的举动，连忙掐灭了烟头，显得十分尴尬。这以后，逢开会就再没有人抽烟了。
有一次，我和杨老先生一起乘“计程车”去银行，车在行走中，他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在路边剪脚趾甲，他就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下车去指责那个中年人这样太不文明，说得那个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头去。
还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地铁时，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坐着，而他面前却站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二话不说，上前就一把抓起那个年轻人，叫那位老人坐下。那位年轻人正要发火，见他也是个老人，而且是一副雄赳赳、气咻咻的样子，也就没再吭声。
还有一次我和他去超市买东西，他看见一个女营业员用手在挖鼻孔，他就指责她不文明，那女营业员不服气，说他是多管闲事，他就气呼呼地要我赶紧去把超市的负责人找来，最终让那个女营业员吃了批评。
有一次，他在街上见一个女人穿着睡衣，就很是生气，说这太不文明了，还说要是他太太穿着睡衣上街，他立马就要跟太太离婚。
我也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对杨先生的这些讲究文明的举止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点我却是不习惯的，那就是出门临别前的拥抱。每次有女士来访，或是杨太太出门归来，杨先生都要上前拥抱，甚至吻别一下，结果，我经常看到杨先生的脸上涂着红唇印，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刚开始时，杨先生外出或是回来，也想拥抱我，我却不习惯，连连后退，杨太太说：人家不习惯就免了吧！这样我也就免了每次的尴尬。
和他们相处久了，我却看出他们表面上对人彬彬有礼，一副绅士的派头，但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大陆人的，他们认为大陆人穷，不讲文明。有一次，他们邀请了几个上海人来家里做客，客人刚下电梯，杨先生就用很瞧不起他们的口气说：“一群土包子！”
我刚到他们家时，有一次口渴了，我不想随便用人家的茶杯，就将一个装过咸菜的瓶子洗干净用来当杯子，我倒了一杯子水正准备喝，杨太太正好看见了，就说：“我们家里是不是没有茶杯？”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又接着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垃圾堆里的东西捡回来还能用！”因刚来，我不好顶撞她，但在心里愤愤地想：瓶子为什么不能当茶杯用？再说这和中国人外国人有什么关系！你自己不也是中国人吗？为什么在外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就看不起中国人了呢？！
杨先生和杨太太在文化上由中国人欧化的最大特征是：信奉天主教。他们到大陆后，也想尽量用天主教的文化来影响周围的人。
我刚到他们家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上天主教堂时就带了我去。他们去的教堂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主要去的一个教堂。教堂门口有一盆圣水，进教堂的人们都用手沾了点水，然后在前额胸前左右轻拍一下。我对教堂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教堂里有许多外国小孩。有一个小女孩，十岁左右，粉白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了一身白色的裙子，可爱极了，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我还看到一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在她妈妈脸上亲来亲去，她妈一点也没感到不自然，还不时的也回亲她一下，我想这是中国人在公共场所做不到的。杨太太在任何场所都爱出风头，在教堂也不例外，她想方设法的和神父拉关系，把神父请到家里吃饭，终于我看到她上台去用英语领颂圣经了。
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的女士
杨太太经常到教堂去，除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外，也有她的商业目的，那就是以便结识更多的外国人，好推广她经销的化妆品、营养品。有一次，她在教堂认识了一个叫莎莎的菲律宾人，是个已50岁的女士。莎莎来上海前，是在台湾专做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听杨太太讲，和她一起传教的二十几个姐妹，其中每年要有几个专门工作，来挣钱养活她们那个群体，莎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她被安排到上海一家外资银行，任农业项目贷款的主任。有一天，杨太太叫我给她去送营养品，她工作的那家银行就在浦东世贸大厦附近，那也是一幢气派轩宏的大厦。当我走进大厅时，只见有几十个电梯口，来往的人员川流不息。当保安把我带到她的会客室，在经过一些办公点时，我没有看见一个在工作的人员讲话，一切都显得有条有理，有规有矩。莎莎见到我后很高兴，决定带我到她住的地方去坐一下。她住的是一幢高级公寓，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当她带我到她住的公寓时，我真是大开眼界，这里环境豪华优美，游泳池、健身房等娱乐健身设施都有。莎莎虽只有一个人，却居住有两房一厅。莎莎告诉我，这是银行为她租的，一个月得上万人民币，这叫我咋舌不已。莎莎的英语说得很好，但华语却很差，我跟她交谈很吃力，我要重复说好几次还带比划，她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可她很好学，就在我们一起乘车的路上，她还请教我“香蕉”的中文发音。她还十分直率地告诉我，由于她华文不好，她在这里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她想不久辞职到新加坡去工作。
不知为什么，这个莎莎女士见了我以后，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十分想把我培养成天主教徒。在她即将去新加坡的前十来天时间里，她就住在杨太太家，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带我一起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去祷告和诵读圣经。我不愿意去，但心又软，不想让她难堪，只有陪同她去。她临离开上海时，还特地拉着我的手说：“明年一定到上海来给你洗礼。”她到新加坡后，又特地请人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除了称赞我外，仍然说到上海来时给我洗礼，还寄了一张她的照片给我。
可我还没等到她来上海，就离开了上海，并且再也没有和她联系。我想：她一定会为最终没有让我成为天主教徒而抱憾终生的！
穷与富的标准和眼光
我一个人干了秘书、会计、保姆三个人的活后，曾经提出加工资，因为我一个月800元，仅跟过去他们请的保姆工资是一样的。杨先生就跟我解释：“我们暂时遇到一些困难，以后情况好转时会给你加工资的。”有时则会说：“我们没什么钱，我们不是富人。”
我起先不相信，后来听他们从海外来的朋友说：他们是算不上富人的。
看来，从海外人士的眼光来看，只要不是开大公司，没有很多资产的人就不算富人。杨先生和杨太太在台湾和海外虽从事过一些高级职业，但却没有开过公司，这次回上海，也只是刚开始创业而已，所以算不上富人。
可在我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眼中，杨先生和杨太太就算富人，起码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也称得上是富人。比如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一套170余平方米的房子，就是1996年时花17万美金买下来的。虽然是分期付款，但首期也得7万美金，仅凭这，在中国也算有钱的了。
另外杨先生家里每个月的日常开销就得花一两万元。家里除厨房，6个房间和客厅都装有空调，加上全自动洗衣机、烘干机、美国的净化饮水机、微波炉、多种健身器材等。电费一个月就得几百元。杨先生的儿子、女儿都在国外，加上还有些海外的亲友，每个月他们的电话费就得一两千元，每个月杨先生和杨太太都要吃大量的蛋白粉和各种维生素营养品，大约要一两千元；另外，杨太太的化妆品每个月也得要一两千元。
杨太太曾从国外买了一瓶擦脸的化妆品放在桌子上，有一天，杨太太出差到外地去了，杨先生见是颗粒状的，以为是什么营养品，就一粒一粒把它吃了。杨太太回来后，到处找不着这瓶化妆品，经追问，才知被杨先生吃了，杨先生得知自己吃了太太的化妆品，便幽默地说：“我的胃不仅需要营养，也要美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