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我们都是作家
作者：牟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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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和李文兄合作了包括报告文学、业务论文、厂史村志等十一部作品。我们还创造过九天出一部论文专著的“奇迹”：有一位企业的老总要参评“高级职称”，名额是后补的，批下来的时候，离交材料的时间不到半个月了。这材料的“硬件”中，必须有一部“论文专著”。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网络，我们更不会玩电脑。甭管多么长的文章，都要靠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于是，我们俩先拟定了题目和提纲，分头写来，十六万字的“论文专著”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稿子开印的时候，书号还没着落。于是我们让印刷厂先空着“版权页”，到出版社申请书号。说来也巧，我们到出版社的时候，兄弟市的两位熟悉的作者正好也在。他们是已经申请了当年的书号，稿子没组织起来；我们是有稿子了，没有书号。就像计划生育，你有了“娃娃证”没怀上孩子，我没有“娃娃证”却临产了。于是他们的书号让给了我们。于是老总顺利评上“高级职称”，于是我们有了经济收入，还在书上署名主编、副主编。
这些年来，我和李文兄就这样顺利地合作着。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市场结合在一起，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我和李文兄长期的合作现象连出版社的老师们都觉得少见。他们说，有些作者两个人申请了书号，一部书没出来就打成了仇家，你们竟合作了近二十年！
在与李文兄的长期合作中，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占了许多便宜，是名利双收。而李文兄却一直认为是他沾了我的光。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能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和性格基础吧。
王文兄
王文兄比李文兄年小几岁，写小说，是大家公认的我们那一代作者中的佼佼者。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迷恋得越深，对从事这一事物的有成就者就崇拜越甚。现在的“追星族”也许就起源于这个道理。我迷恋小说创作，所以对小说方面有成就的作者便格外崇拜。
我喜欢王文兄的小说，崇拜王文兄，对认识王文兄、亲耳聆听王文兄的见解，感到十二分荣幸。
六七十年代，我们这地方很穷。王文兄的家地处黄河引黄渠首，土地碱化庄稼拿不住苗更穷；王文兄迷上文学创作“不务正业”，更是穷上加穷。据说，在我认识王文兄之前不久的时候，他还领着家人外出讨饭……在这样穷困潦倒的逆境中能写出这样俊俏靓丽的作品，更让我折服到六体投地。
王文兄的家离县城四十多里地，接到县里文化部门开会的通知，都是背着两个窝头步行赶到的。我那时当工人，家庭经济情况也比较好，便主动跑到汽车站给他买回家的车票。他在招待所住下改稿子，我便买上两条那时候凭证供应或者走后门才能买到的香烟，放在他住的房间里。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了，心里才好受一点。王文兄对我也不错，我写了稿子给他看，他总是能提出一些让我很能接受的见解。我和王文兄更深一层的交往和了解，缘于一九七五年夏天发生的几件事。
一九七五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为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和军事部门都组织一部分作者写文章以示纪念，就像今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一样。县里抽调李文兄和王文兄，专题创作本县民兵抗日故事，安排他们住在县油棉厂的一间空房子里。
那年我二十刚出头，没老婆一身轻松，便常到李文兄和王文兄的住处打发时光。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竟产生了创作抗日故事的冲动。
我的父亲是抗日老战士，我的家乡有丰富的抗日故事，我从小在“打鬼子”故事的熏陶中成长，我还读过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不少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于是我一气呵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抗日战争故事，取名《药》。
我把稿子拿给李文兄和王文兄看，两位文兄都说不错，并向县武装部领导作了汇报。部领导说，这次故事征集是以当地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你不是本县人，又没参加本县抗日斗争史的座谈采访，写的不是本县事，没有参考价值。
当时我想，站在全省的角度上，我写的是“本地”斗争史。于是，我把稿子寄给了省军区“抗日战争民兵斗争故事征集办公室”。稿子发出后，很长时间没音信，我想，人家可能早把我的稿子塞锅炉了。
大约是这年的六月中旬，我接到县武装部的通知：到垦利县县城西双河，参加惠民军分区组织的集中改稿学习班。我的稿子被选中了。
武装部的领导说，李文兄和王文兄的稿子题材与别人撞车，都是写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被服厂”，人家写的是渤海军区“被服厂”，咱写的是本县小根据地的“被服厂”，自然“撞”不过人家。而我的“药”题材是唯一的。用这位领导的话说，就缺你这味“药”了。于是上级决定让我带稿子参加学习班。李文兄和王文兄的稿子尽管没选上，但还是让王文兄去参加学习班，于是，便有了我和王文兄的西双河之行。
从我们的县城到西双河，不到八十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要绕道张店，走将近一百五十公里才能到达。从我们县城到张店，一天只有两趟班车，我和王文兄到达张店的时候，已经是午饭时分。按王文兄的建议，是赶到西双河吃饭。我明白王文兄的意思：到西双河吃饭，不用花自己的钱；路上吃饭，显然得自己掏腰包。但是我算了一下，到西双河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五点左右，不饿死吗？于是我坚持在张店吃午饭。那时候的张店也是远没有今天繁华，现在的中心路那时候叫“三马路”。在三马路的那间水饺店里，我要了一斤水饺，并嘱咐服务员一盘盛四两，一盘盛六两，我想王文兄的饭量比我大，六两也能吃饱了。
我吃饭很快，王文兄吃饭也不慢，我们很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这时我才发现，我低估了王文兄的饭量，他没有吃饱。于是我绝对不是虚让地说，你没吃饱，我再给你要半斤吧。王文兄执意不许，并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确实吃饱了。为了表明自己确实饱了，还使劲拍着裸露的肚皮。我也不好再坚持，便一人一碗水饺汤，边喝边说话。
大约是在我小便回来的时候，却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王文兄正端起邻座一个吃剩的盘子，急火火地把盘子中的几个剩水饺扒拉到自己嘴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很后悔，也很自责。如果我给王文兄要上一斤水饺，他也许不会捡人家的剩饭吃了。于是，我又想起了关于王文兄要过饭的传说。
怀着自责的心情，我和王文兄来到了垦利县城的西双河。
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学习班，每个县来了两至三人，连负责组织者三十多人。军分区政工科的林干事和地区文化局的张老师具体负责，省军区还经常有人来看看。
经过在县里长时间的磨练，各县带来的稿子已经是接近成品，再经过集体修改润色提高，省里准备出专集，这对于年仅二十二岁的我，无疑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一件事。领导给我提的修改意见我也很接受，于是便埋头改稿。
比之我的顺利，王文兄就惨了。他的稿子本来就先天不足，是照顾“面子”才来参加改稿的。来到这里一对比，不仅是题材撞车，就是写作技巧和故事编排也是远不如人。王文兄写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尤其是塑造农村中的女性性格见长，编造打鬼子的故事是弱项。李文兄是以写诗见长，两人炮制的“抗日故事”实在没什么“故事”。但是王文兄有股不服输的拼劲，先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故事性以求以奇制胜，后来是推倒重来另编了一个云天雾罩的故事，其结果是越抹越黑，后来连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说实在的，我很为王文兄着急。西双河的蚊子多且大，有诗云：“孤岛蚊子大如鸡”，就是说这地方。正是三伏天，那时候房间里不用说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每当我被闷热憋醒，看到王文兄还蜷曲在蚊帐里挥汗苦写，心里便生出许多同情甚至是可怜。我们心里都明白，除了稿子本身能否成功，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让王文兄不能不拼。县里调作者搞专题创作，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每天的报酬要比在家挣工分高出数十倍，折腾了大半年，交了白卷，是能力不够还是干活不卖力气？更“不幸”的是，县里调的“专业”没创作出来，而我这个纯“业余”却很可能成功交卷，相比之下，王文兄不敢不拼。看到王文兄这样拼命，我心里很不安，我曾找到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师，要求在我们县只有一篇稿子的情况下，署我们两人的名。但没想到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建议，一贯从善如流的张老师竟断然拒绝了，说：不行，你们县的情况特殊，谁的就是谁的。从这之后，我在每改完一遍稿子的时候，不再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