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我们都是作家
作者：牟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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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上了文学创作，便有了不少的文友。因为我在同时代的诸多文友中年龄偏小，我便称比我年长者为兄。于是，我便有了多位文兄。
在我的多位文兄中，李文兄和王文兄是与我交往最深的两位。两位文兄都是地道的农民，在“穷过渡”的年代，他们的家庭都很穷，他们是在逆境中奋起的一代新农民。
李文兄
李文兄比我年长十四岁，按理说称为长辈也可以，但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我们的交往已经有三十多年，深入的合作也已经有近二十年之久。李文兄是写诗的，被称为“农民诗人”，已经出版过两部诗集。李文兄不是李白式的才思喷涌的浪漫诗人，他是那种思维缜密、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创作者。为了一句诗文或者一个字，他会反复推敲琢磨，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创作的刻苦态度令人敬服，也让一些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文人不以为然。
于是便有了另一位文兄对李文兄不太尊重的“将军”。大约是在某一次的酒后，他对李文兄说：砸碎你的全身骨头，你也写不出一篇小说。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小说是诸多文学体裁中最基础、最重头的。说这话的时候，这位文兄已经发表了几篇很不错的小说。一句话激起了李文兄的倔劲，几个月后，李文兄连一根骨头也没砸，发表了一篇堪称上品的小说，之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多篇小说。那位有点轻狂的文兄却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
我与李文兄的友谊，起于合作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出书，以及因此引发的一些纠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几年，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文友的约稿信。大意是：为当地的企业写报告文学，收入他们编辑的报告文学集，我们除了能得到不低的稿酬之外，还可以从企业的交费中提成。这样，我们每写一篇这样的报告文学，就能得到一笔大大高于三个月工资的收入。这样干了几次之后，我便和李文兄商量：咱写出一篇就能挣这么多钱，人家出一本一定比咱挣钱还多。既然别人能出报告文学集挣钱，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于是我们一块儿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找到我和李文兄都熟悉的一位编辑，很顺利并且是花钱不多地拿到了书号。
书号到手了，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心情振奋而又难度不小的问题：找出资单位。因为只有有人出资，我们的书才能组织起稿子，才能出版出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于是我们先找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得到的是兜头一盆凉水。领导说：我们拿着红头文件，到企业说上一车好话都要不到钱来，你们怎么能？！……领导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你们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和李文兄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此路不通，另辟新路。于是我们又找了一位曾在文化部门工作，当时任某企业协调管理部门的领导，全面介绍了我们的出书计划，得到了这位领导的支持。我和李文兄一致认为，在本县当时的情况下，必须依托一个政府部门，才有可能办成此事。果然，在这位领导的正确带领下，先是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说明出书的重要性和正统性，并且界定为只有被评为“地（市）级以上先进单位者（包括地市级）”才能入选我们的报告文学集。于是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二十二家出资发稿子的单位，由他们出钱，我们写出他们单位在改革开放中的先进事迹汇集成册。于是我们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顺利出版，我们也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和李文兄自办出书的行为，不能说是对党对人民做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起码是于人无害，当然对我们自己是绝对有利的，包括名和利两个方面。但就是这样一件于己有利、于人无害的事，惹恼了当时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领导决定兴师问罪。
从这部报告文学本身来说，无罪可问。内容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书号合法，印刷过程和质量也没大问题。领导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一共收了多少钱？开支了多少？自己入腰包多少？这些收入不是贪污受贿，也是非法所得。需知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改革开放的领域和尺度还没有现在这么宽泛，普通工作人员的月收入也就是百元上下。如果如传说那样我们每人收入了万元以上，那领导的心理实在是难以平衡的。
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和李文兄多少有点紧张，李文兄紧张的程度甚之于我。
秋末的一个有点寒气的晚上，九点多了，李文兄约我出来，在一片刚打地基的建筑工地上商讨应对的办法。我知道，李文兄之所以约我出来谈话，主要是怕家中的女同志们知道了我们面临的处境，一起跟着担惊受怕。
我这个人从小不怕事，也不太关心自己的所谓“政治前途”。我告诉李文兄：你就告诉他们，你在这本书的经营中负责书号、组稿、写稿、印刷、出版，姓牟的负责收钱和开支，收了多少钱支了多少钱你不清楚。李文兄也是个敢做敢当不怕官的人，也做了许多应变的准备，并表示有难同当，决不草鸡。他多次在那些能接近领导的人面前表示：我们的做法合理合法。出版社的领导说了，要聘上律师来支持我们。
不久，我便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那位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先是找到文化口的领导，让他们查姓牟的问题。文化口的领导说，人家姓牟的是文化口的“业余作者”，来联系是作者，不来联系我们连人也见不上，我们无权查人家的经济问题——这是实话。于是，这位敬业精神很强的领导又来到我上班的商业局：你在商业局上班领工资，商业局领导总该能管着你吧。那时候，我和局领导的关系还不错。局领导说，人家姓牟的是“业余作者”，业余时间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在商业上的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好同志，犯了法自有司法部门处理。就这样，我成了“专业”“业余”都管不着的人物。
就这样，我和李文兄逃过了这一劫。我们的友谊经历了斗争的考验，更深了一步。现在有个说法，人和人的交往要经历“铁过窗、分过赃、嫖过娼”才算“铁”，我和李文兄既没“铁过窗”也没“嫖过娼”，就算是“分过赃”吧。
有了第一次的刺激和成功，我们便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九二年的下半年，我们申请了第二本报告文学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们还是决定先找一个主管部门帮着办。在分析了县内企业的现状之后，我们决定这一次的写作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吸取上次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不但不支持反倒兴师问罪的教训，我们决定不再与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联系，直接找乡镇企业局相助。
那一年，李文兄大约是五十二三岁，他的同龄人已经到了在某一单位或部门管事而又不怕事的年龄，于是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位合作者，他是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李文兄的一位挚友，和我也算是熟人。
副局长也爱文学，又是位热心人，我们合作得相当愉快。副局长也是位有心人，他对全县的基层企业很熟悉、很了解，在很短的时间内帮我们确定了采访对象和采访计划，我们很快便进入了采访和写作的实战状态。在采访这部报告文学的半年中，我最深的记忆是喝酒，以及李文兄在酒桌上的潇洒和认真。
县里的局长带着两位作家来采访，这对一家规模不大的乡镇企业来说是件大事，其接待规格相当于钓鱼台的国宾。一般来说，出面作陪的是乡镇分管的镇长、书记或者是二者都上。辅助人员是乡镇经委书记、副书记再加上会计、统计之类，这样一来，连客人带陪客往往满一桌甚至有余，司机们常常要另吃一桌。咱山东人喝酒实在，劝酒也实在，这在全国是公认的。
李文兄喝酒酒风正，这在不小的范围内也是公认的。几个回合下来之后，我对李文兄的“酒风正”有了很深的体会，于是便告诉他：咱两人一块外出采访，起码要保证一个人头脑清醒，若是两个人都喝糊涂了，写稿子的任务怎么完成？李文兄称是。到了又喝酒的时候，我便有意识地与李文兄挨坐在一起，这样酒杯里剩下一点，不至于被人发现，李文兄不告发，我便可以少喝一杯半盏。谁知这样一两回之后，李文兄竟主动地“出卖”了我。他端起我藏在茶杯后面的小半杯酒，说：人家领导都干了，咱也得干！于是，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喝下这被迫的小半杯。事后我有点生气，说：咱不是商量好，你保护我少喝点吗，怎么又“揭发”我呢？李文兄还是那句话：人家领导都干了，咱不干不合适。这就是李文兄，这就是李文兄的为人。我生了气便说：你是实在过了头。李文兄喝酒实在，便经常喝足了。喝足了也没多少毛病，只是手舞足蹈地唱。沙哑着嗓子唱《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