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我们都是作家
作者：牟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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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学习班开始半个月之后，多数的稿子已经改了两遍，领导吩咐：以组为单位互相看稿，要认真看，看后互相提意见，再修改一遍。就是这样一件极普通的工作安排，让我和王文兄的兄弟关系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地震。
我和王文兄是一个组，再者是一个县来的人，他是我的兄长，我理所当然地让王文兄先看我的稿子。王文兄看了我的稿子，也没提什么意见。我想这也在情理之中，经过了这许多遍的修改，领导再没提出大的修改意见，作者之间一般是不会再提什么大的修改意见的。
那天下午，小组互相提意见，讨论稿子。王文兄第一个发言。他取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先是客气了几句，然后便开始谈他的意见。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准备认真听他的发言。我们这个组是三个县六个人四篇稿子，谁知道他先说哪篇？就是谈我的稿子，该说的平时都说了，有什么意见非得等到在小组会上谈不行？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王文兄经过认真准备的意见不但是针对我的，而且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否定了我的稿子，甚至由稿子联系到作者的人格，结论是：这是一篇内容虚假，情节经不起推敲的剽窃之作。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由批判作品到批判作者，进而罗织几个罪名加到作者头上的先例并不少见。
我真的被打昏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一切又确实是真的。
要知道王文兄给我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见，还得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那篇稿子。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博兴县东部小清河北岸的一个大村，村名龙注河。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区，我的父亲是这个村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情。我从小听父亲讲打鬼子的故事，脑子里深深地烙下了这样的镜头：漆黑的夜，小清河岸上，鬼子的两个炮楼之间，父亲和他的八路小组背着用桐油浸泡过的笸箩，或是送八路军的干部过封锁线，或是给根据地送急需的物品。
于是我的稿子中有了这样的细节：八路交通员在渡河时被鬼子发现，鬼子汽艇追赶过来，交通员跳水，鬼子用机关枪扫射水面，交通员没有向远处游，而是潜回鬼子汽艇下面，躲过了鬼子的子弹。这个细节，显然有《小英雄雨来》的影子。还有一个细节，交通员被鬼子打伤，伤口化脓，交通员舍不得用自己从鬼子火车上扒下来的药品，而是用绳子勒紧伤口，自己往外挤脓。这个细节，是我从王愿坚的一篇小说中受启发而改造过来的。这些创作中的思路，我都无一隐瞒地告诉过王文兄。
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文兄以此为证，说我是“剽窃”，甚至连题目也是“剽窃”——《药》，剽窃了无产阶级新文化旗手的作品名，问题就更严重了。而事实上我在改第二遍的时候，已经把《药》改为《药的故事》，王文兄竟连初稿中的“政治问题”也不放过。
我被王文兄重重地打了一棍子。我甚至因此掉泪。我想起了给王文兄买车票，买香烟，买水饺。
王文兄的这些出于变态心理的意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张老师告诉我：这不叫抄袭，更不是剽窃，你的稿子就这样定稿了。
我是个不善伪装的人。从此，我对王文兄的看法一落千丈。每当只有我们两人在房间的时候，我感到窒息，于是便搬把椅子坐在门前的树荫里。记得就是在这树荫下的膝盖上，我给我的老师——农民作家邵勇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一定是很动情，记得邵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说，你写的作品要是和这信一样打动人就好了。
我们同组有一位老者，是个荣军，跛子。人很善良，也许是看出了我与王文兄之间的感情变化，便开导我：王老师这人对作品要求高，对作者要求严格，提意见重点，也是出于好心。我说也许，不过他要是在平时，或者在县里给我看初稿时就提出这样的意见，就一定是好心了。荣军不语。
王文兄几经折腾的稿子仍没通过，于是按学习班的规定就应该提前回家了。回家之前，王文兄又做了一件让我实在是难以恭维的事。他对我说：别的县来改稿子的，两人一篇的，都是署两人的名，咱这一篇也署咱俩吧。我想回敬他：这样的剽窃之作你署名不觉得丢人吗？但是我懒得说，把稿子给了他。王文兄便在我的稿子名字的下面、第一作者的位置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文兄回家的时候，是我到车站去送他，不过，这次我没给他买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