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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禺
1、生平与创作简介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我国著名戏剧大师，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
曹禺生于一个封建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为军人，曾留学日本，任过黎元洪秘书等职，能善诗书。曹禺幼年丧母。1923年入南开中学，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在导师张彭村指导下，在易卜生戏剧《娜拉》、《国民公敌》中扮演娜拉等角色而崭露戏剧才华。1928年中学毕业保送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年毕业进入清华研究院。1934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雷雨》，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6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到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37年发表《原野》。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社会人士时，赠言曹禺“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有剧本《雷雨》（1934年），《日出》（1936），《原野》（1937）《蜕变》（1939）《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王昭君》（1979）等剧本。解放后担任戏剧协会主席。
曹禺的戏剧创作受到莎士比亚性格悲剧、古希腊命运悲剧和奥尼尔心灵悲剧的影响。
2、《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解读
（一）《雷雨》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剧本在一天时间在周公馆和鲁家两个地方展开了周鲁两家30年的复杂矛盾纠葛。其中有周朴园与鲁侍萍的爱与恨，有繁漪和周平、周冲和四凤的情感纠缠以及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劳资纠纷，以此向人们展示了血源的悲剧、爱情的悲剧、阶级斗争的悲剧、人性罪恶的悲剧以及神秘命运的悲剧。
《雷雨》意象：郁闷。雷雨前的盛夏天气，暗示的是一种情绪、心理、性格和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雷雨》的人物都陷入一种欲望与追求的“情热”之中，人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渴求与走向自毁之路。人在性、情欲、忏悔、破坏中生存，这些力量的聚积，超常的欲望与对欲望的超常的压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戏剧中人物表现出雷雨似的性格，预示着一场毁灭性的“雷雨”的到来。
《雷雨》对挣扎和残酷的表现：周萍--四凤；繁漪--周萍；周冲--四凤；周朴园--繁漪（现实）；周朴园--鲁侍萍（情感）；“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然而，“愈挣扎，愈深深地陷入在死亡的泥沼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这种带有神秘的宿命论的无知力量对命运的把持更加增添了戏剧情节的残酷。
序幕和尾声在整个戏剧中的意义：对悲剧情节的消解，符合传统的欣赏习惯，同时，让观众远距离观照戏剧情节，使之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达到对观众情感的净化、升华和超越。这种结构，有传统中国戏剧的痕迹，有借鉴了西方戏剧的手法，使观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凸现舞台的地位。目的是将观众交还到现实中来。
周朴园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对物质、名誉的追求，最后遭到的是上帝的惩罚，承担现实的罪恶：子女死亡、家庭散去、清醒的接受命运无情的审判。
繁漪是一个 “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她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
《雷雨》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与残酷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悲剧性。
艺术特征：情节连贯、紧凑，曲折，冲突富于戏剧化；
语言简练，个性化，富于潜台词；
戏剧场景具有象征性和诗意特征。
（二）《日出》
《日出》：表现的是现代大都市的众生像，对“不足者”和“有余者”两个对立世界的表现，是对人挣扎困境的描写，人处于一种被捉弄和自然的淘汰之中，进入大都市的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大都市。戏剧在高等大旅馆和下等妓院展开，作者对“不足者”是同情多于嘲讽，对“有余者”是嘲讽多于同情。
陈白露是一个厌恶一切而又追求物质享受，清醒而又糊涂，热情而又冷漠，玩世不恭而又空虚绝望性格矛盾的交际花典型，是一个被社会毁灭，挣扎不出来的女性。表现了现代社会女性生存的艰难和女性因为自身弱点而导致的悲剧性。
《日出》在情节上追求生活化，这点不同于《雷雨》的非现实性。
（三）《原野》、《北京人》
《原野》：蛮强生命毁灭的悲剧。现实的复仇与人物灵魂挣扎的复仇之间的矛盾，将生命置入另外一种环境进行观照和思考。属于心理的悲剧。以仇虎复仇在道德、情感、伦理、欲望等多方面的矛盾来表现和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复仇背后写的是人性，戏剧情节是超逻辑的，不富于舞台的表演性。
艺术特征：整个戏剧借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复杂的刻画了人的心理世界；强烈的散文化、诗化抒情特征。
金子是繁漪的化身，都是被禁锢的对象，金子是被财主禁锢，繁漪是被资本家禁锢。金子的野性强于繁漪，金子没有撕裂的灵魂，因此就没有太多的痛苦，人生选择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的，金子的爱是灵肉统一，灵肉并存、灵肉对等的。
《北京人》：以三十年代北平城中一个处于解体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为背景，充分展示了处于新旧交替历史时代各种人物之间表面和内在的矛盾冲突。是对日常生活表面形态的关注，是对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关注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升华。通过对没落贵族和封建士大夫文化熏陶的曾文清的“生命的空壳”的探索，同时对历史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戏剧重点的表现了封建家庭背后强大的伦理力量对人的控制，以及心理、情感上对家庭的依附性。
伦理是人逐渐摆脱其自然属性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是对自然关系和无序的克服，但过于强大和严格的伦理关系，又桎梏了人，使其丧失了自由，于是，反抗封建家庭和社会伦理成为了一件艰难的事情。适度的伦理关系是社会建立和稳定的基石。没有伦理关系的族群是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伦理关系将人的个性压抑的民族会发展成一个保守落后民族，因为伦理主要是对年轻一代的规范，是对年轻人野性的驾驭。
当年轻人的经验和权利积累到了他可以做决断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保守的年纪。
《家》对巴金小说的表现重心进行了位移，巴金主要是为旧生活唱一曲挽歌，而曹禺更重视通过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唱一曲生命的赞歌。一九四二年曹禺将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为剧本《家》。比之原作，这个剧本在情节方面有新的开展。巴金的小说着重在青年人对封建家庭和旧的秩序的反抗和奋斗，书中最激动人的形象是觉慧；曹禺的作品则着重对大家庭的腐化和旧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觉慧的出场只是为了完成鸣凤的悲剧，而瑞珏这一牺牲者的形象却可以说是新的创造。她在原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剧本中却始终是性格鲜明的主角，她与觉新的关系和心理变化写得十分细腻。剧本由她结婚开始，到死亡结束，她的遭遇就是这一悲剧的具体体现。作者创造这一人物很用力，婚夜的朗诵诗式的独白，她和梅小姐的情致哀伤的长谈，以及辗转病榻的凄凉场面，都增加了悲剧的气氛。剧本表现梅小姐的场面不多，但含蓄而深隽地刻划了梅小姐对爱情的深沉和她的善良的同情心。另外一个反面人物冯乐山也比原作大为突出。巴金后来说过：“我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冯乐山并不完全一样。曹禺写的是他见过的‘冯乐山’；我写的是我见过的‘冯乐山’。”(注：《谈〈家〉》)在剧本中，这个人物是作为旧势力的代表而正面出场，这就给青年人的婚姻悲剧找到了社会势力的根源。剧本的情调比小说原作低沉，它强调了婚姻的不幸而略去了青年人的活动和出走。但它不是一般的改编，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
3、曹禺戏剧的美学特征
完整绵密的戏剧的结构；
浮雕式的人物性格；
准确、深刻、富于表现力的戏剧语言；
浓郁的诗意；崇高美的美学风格。
二、30年代戏剧概述
（一）戏剧大众化
1、国统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提出：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上海部分左翼戏剧家策划成立，成员有冯乃超、郑伯奇、夏衍、钱杏邨等，郑伯奇任社长）的成立，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主张。戏剧由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的二元态度转向了一元化的左倾。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使中国的现代戏剧运动由五四开始的个性解放潮流转而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强调中国戏剧运动要以唯物论的立场、无产阶级的意识，“阐明社会的矛盾，引导大众发生一种革命的热情来反抗奋斗，达到革命的目的”。 （叶沉：《演剧运动的检讨》，《创造月刊》第2卷第6期（1929年1月））
1930年8月，以艺术剧社为基础，联合辛酉、摩登、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实践着“演剧大众化”的口号，强调演剧是“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底艺术，斗争艺术”。（叶沉：《演剧运动的检讨》）推动了戏剧的大众普及。话剧走入农村，突破了话剧只能在都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开始进入工厂、农村，走入民众的生活。
2、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红色戏剧”：为“巩固红军，巩固红色政权”而产生的红色戏剧，具有广场戏剧的特征。
3、国防戏剧：1931年九·一八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发挥戏剧的宣传鼓动效果，配合“国防文学”而产生的“通俗化”、“大众化”、“方言化”戏剧样式。如“好一计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赛金花》、《上海屋檐下》等。
4、熊佛西主持下的“农民戏剧实验”（河北定县）：主要为了“面向大众，特别是中国的农民观众”，以文艺教育救愚的目的。他认为“戏剧是组织民众最有力量的艺术”。观众与演员一同演出的方式对戏剧的演出形式是一种创造。
（二）几个重要的戏剧作家
洪琛、欧阳予倩、田汉被称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
洪琛（1894－1955）：名洪达，字浅哉，江苏武进人。1916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戏剧，是中国到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回国后从事戏剧工作，他创立了中国话剧的正规表演、导演体制。作品有：《赵阎王》、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洪琛的戏剧创作思维侧重理性化，具有概念化倾向。
洪琛积极倡导“国防戏剧”，创作有剧本《走私》、《咸鱼》、《飞将军》、《鸡鸣早看天》等作品。
李健吾（1906－1982）：戏剧家，文学评论家，山西安邑人。他的戏剧倾向于对人性的关注和表现，善于通过人物内心的戏剧冲突来结构情节。主要作品有：《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新学究》、《以身作则》等。
（三）戏剧的职业化
欧阳予倩对戏剧必须走职业化道路的肯定。中国戏剧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家和剧本。1936、1937年上海出现了大剧场演出的热潮，许多中外的剧目在上海上演。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也培养了自己的观众，终于完成了西方话剧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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