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家祖籍山东省德平县。爷爷做了河北涞水县“倒插门”的女婿。
●单永魁做童工，年仅十二岁。可怜的孩子，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裆里冻成了一块大冰砣。
●热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听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医院。
20世纪70年代末，一部《隋唐演义》通过电波红遍了大江南北，千家万户都知道：东北出了个单田芳。
成名了，难免会有成群的好事者出来打听出身门第，甚至祖宗八代的历史渊源，似乎能与名人攀上一点“转折亲”便显得格外光彩。单田芳走红之后也不例外，他的家谱被图解成了很多版本。每当提起自己的“祖根”来，单田芳就笑：假如上溯三代，的确是盘根错节，一言难尽。
东北人都把单田芳称作地道的老乡，其实，只能说关东那片黑土地是他成就事业的人生阶梯。早在20世纪50年代，单田芳就在辽宁鞍山成家立业、拜师学艺，从1956年第一次登台，到走红东北三省，获得评书界“板凳头大王”的称号，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时候，单田芳刚刚二十一岁，称得上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长，1968年之后，单田芳莫名其妙地从曲艺舞台上消失了。“文革”十年，乌烟瘴气，整个社会都乱了章法，当收音机里再次传出单田芳的评书时，他已经两世为人，不知褪过几层皮了。
1979年“五一节”，春暖花开。阔别观众十年之久的单田芳重新登上了三尺书台，应该说，这次不同寻常的复出才是他真正意义的“成名”，在极短的时间里，单田芳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不但红遍了东北三省，也红遍了全中国——那时候，单田芳已不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前半辈子，我净倒霉了。”
东北这片黑土地是一块事业的跳板，成全了单田芳拥书入关，走向全国。这里沉积着他大半生的爱恨情仇、荣辱毁誉，恐怕永远也割舍不掉；但是，如果论起家世来，单田芳的祖辈、父辈，乃至他的出生地都不在东北，这里至多算是他的“第二故乡”。
上溯三代吧。单家祖籍山东省德平县。一提起山东来，单田芳至今还心驰神往。那里是出孔孟、出圣人的地方，尽管陌生的德平只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谱系胎记和文化符号，单田芳却依然很熟悉年轻时代的爷爷。那是个家境贫寒的小伙子，要不，怎么会沦落为背井离乡的小商贩呢？本小利薄，千里求财，爷爷在山东与河北之间往返穿梭，芒鞋踏破，不想，这个勤勉的年轻人居然惊动了冥冥之中的月老，真的赐给了他一门“千里姻缘”。
河北境内、太行山东麓有个涞水县，当地一户杨姓人家较为富裕。杨家人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山东后生：又老实，又能干，不如招个上门女婿吧。最后婚事一较真儿，单田芳的爷爷为难了：在晚清时代，“倒插门”这种条件对于任何门第的男子来说都相当苛刻，谁肯改换门庭，背弃宗祠呢？可是，不这么做，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最终，单家不得不默默地低头。在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单田芳的爷爷便迈进了涞水县张灯结彩的新家门……
这段发黄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单氏族谱的地域走向，它在河北西部山区作了个急转弯儿，随即又折向大雪茫茫的关外。
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伯父，单永生；父亲，单永魁；叔父，单永槐。
常言道：“宁做太平犬，不当乱世人。”可惜，清末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连“太平犬”也做不成，还谈什么养家全小、乐享太平？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与其说是喜，还不如说是愁。“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全家上下五张嘴，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熬了几年，孩子到了读书认字的岁数，可是，哪儿来的钱呢？干脆，长大一个发派一个，都出去打零工吧。
单永魁做童工打草袋子时，年仅十二岁。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披着月亮回家——连轴儿转啊。可怜的孩子，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裆里冻成了一块大冰砣……望着小永魁强做出来的笑脸，奶奶放声大哭。哪怕有一线之路，谁舍得亲生骨肉跑去给人家当牛做马呀！抚摸着儿子瘦小的肩膀，奶奶连声说：“咱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话虽如此，单家已经穷得连一锅稀粥都熬不起了，奶奶的眼泪换不来高粱，也兑不成黑豆，懂事的孩子们仍旧背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打零工。钢铁都有磨断的时候，何况是细胳膊嫩肉儿的毛孩子？吃不饱、睡不好，像牲口一样地拼命干活儿，单永魁终于倒在了土炕上。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民间称为“大头翁”：脑袋肿大，酷似麦斗，跟气儿吹的一样，急剧变形。望着奄奄一息的永魁，家里愣是挤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求医问药，只有泪眼汪汪地陪他——等死。
人只有到了最苦难、最无助的时候才会乞灵于神佛，奶奶烧了无数高香、许了千万个重愿，似乎真的感动了天地，死亡线上的永魁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奶奶再也不撒手了，她含着酸楚的眼泪对永魁说：“你要是再偷着跑去当童工，我就一头撞死……”
为了活下去，当家的奶奶还是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让永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从艺说书。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分儿上的，当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再说直白一点，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梨园行也是如此，晚清时代，
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地位却相当低贱，据说，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还得朝妓女打千儿请安。可以想像，在单永魁兄弟下海的年代，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谁肯蹚这汪浑水呀。
还不错，单家哥儿仨靠曲艺活了！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人送雅号“八岁红”，三弦、书鼓、鸳鸯板，一登台便来了精气神，他刚刚十四五岁，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永魁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也许是命吧，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曲艺为媒，俩人结婚了。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单田芳的父母、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门儿里”出身，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儿”，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
再回到单家的历史。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普赛式”的生活——四海为家，漂若浮萍，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单永魁、王香桂夫妇在城里租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两人搭伴儿说书也能养家糊口。已是深冬，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九河下梢一片白。书场里却极为热闹，灯光摇曳，人头攒动，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此时的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本来，天气恶劣，满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但是，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单永魁脾气绵软，实在拗不过，也只好依从了老婆。王香桂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才准时到达茶社。弦师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心里不住地祷告：“老天有眼，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
台上说的是王香桂的拿手活儿——《杨家将》，故事环环相扣，吸引住了台下的每一位听众。大概说到两个小时，王香桂顿感下腹剧痛，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不识相”的小家伙儿在母腹里快意地挣扎着，惊得整座书场一片唏嘘：“眼看就要生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大伙儿赶快帮帮忙吧……”
立刻，停书救人。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到哪儿去叫现成的黄包车？只有靠人抬了。大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听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医院。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踩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在听众自动形成的人墙中，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铁杆听众们以自己由衷的热爱，为一位艺术家的临产、也为另一位艺术家的降生，自发地组成了天津大街上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护卫人流——被老听众们关怀、爱戴，对于旧社会的艺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和非凡的荣耀。
产房大门紧闭，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单田芳来了。那个落满雪花的午夜恰好是1935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