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作者：毛喻原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丝写过一首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文都是“Word”。从萨特的书和普拉丝的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们对文字、语词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看来，语词就如斯蒂芬所说“它不仅是人们勘测世界的‘标点’，而更是使人的意识得以成形，使思想得以抽象为一种创造力的工具和手段”。普拉丝用言辞来表达的是她感情的刀锋和情感的极限；萨特把语词看作是他生命、精神发展的历程和步入永恒与不朽的一座桥梁。他认为，语词是一种光荣的事业，每一个生命都仿佛有三千五百个空白的页码有待去填写。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幸运之时，它还是一种“协调”和“提升”世界之物。对他们来说，“物的生命之缓慢然而可以察觉的运动和话语的悄悄声在一个神奇的时刻仿佛在协调一致地流淌”。对他们来说，语词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同时它也暗含了一种诗之流畅和思之深刻，显示出一种激荡心魂、气派恢宏的品质和一种出于世界、进入世界、超然世界的胆识。相比之下，汉字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偏用于书写的形式，即二维性“样态”，顶多抵达一种审美，而且是一种视觉性的审美。它似乎与思无关，更与对思的思无关。其次，汉字是方形的、单音节的，这对无限放射着的环圆形宇宙，以及注定了不可终极的思想之终点无疑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凝固、定格、裁截和强硬规范。还有，它呈现的是一种豆状、球状和颗粒状，像洛菲特娱乐中心台球桌上那一堆勉强合拢在一起的台球，很容易受到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一种力量的影响。只需轻轻的一击，就会爆发出一种绽裂的风景，混乱不堪的风景。最后，在这种风景中——通过滥用偶然性、随意性和非理性——人们牵强附会地添加上许多过分繁复的“意象”(注意，而非意向)，人们名之为“诗”，或“词”，或合称“诗词”，一种被斯蒂芬称作为“语言游戏术”的杂耍。这下可好了，方便了那些专爱玩弄词藻的人，那些缺乏哲理责任的“诗人”、词曲作者和无事便在语词中玩耍、咏味和遛达的逍遥派。但同时，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来概语式地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根本就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汉语的思维具有一种儿童式的早熟性格，这种语言的用心所在，不是事物何以会达到某一种状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可能会表现出的那种复杂环节。它所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最后结果，这有点类似于计算机运算程序里面的终极指令。汉语言只对这种终极指令心醉神迷，而对其过程运算一概忽略不计。汉语思维热衷的是事物是什么(What)，而淡漠事物之怎么(How)和为什么(Why)。这种思维喜欢对事物的终极状态预先作出某种设定，对事物的伦理目的情有独钟，但对事物何以才会达到某一终极状态的过程，则往往大而化之，不了了之。此乃汉语思维的最大弊端和失误，即只注重目的，而无视过程。实际上，对事物目的的预设，对事物最终状态的应然构想，相对来说，这是件比较简单的事，甚至连三岁幼儿、初小学童都能担当此任。因为这其间并不需要多少人类的大智慧，也不需要人类理性的大投入和大功夫。也许，儿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前者只知其然，而后者还知其所以然。这所以然指的就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之所以会如此演变和怎样演变的一套运作机制。
汉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词汇量方面，而且表现在其词类分布的严重失调上。在一般的凡俗生活中，它确实能做到“如彩色电影般鲜艳、活泼、生动、真实”。但在有些领域(如神学、哲学、宇宙学、形而上学、意识理论、大脑科学等方面)，它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甚至有一种无力感、无能感和去势感。比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我和你》《人与神》《存在与奇迹》《物质与意识》，西人对这类主题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写出洋洋洒洒、气势非凡的数十万字、数百万字、数千万字的著作，而且其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语言的缜密，思维的精细，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汉语言在这方面真可谓无话可说。即使说了，也是三言两语，电报式语句，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在抽象的人文科学、思维科学领域，汉语表现出的是一种惊人的疏懒，它似乎只贪图在哲学论证上的“一步登天”式的快感，迷恋一种思想世界的偷工减料式的所谓便捷之途。上至革命领袖，中至文人学者，下至流氓无产者，其思维方式都显示出一种无差别的特质，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同一种性质的倾向和嗜好。他们惯用极简单的语句来概论世界，判定世界和了结世界。他们对存在的奥秘、辽阔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只能作些不甚了了的断言。于是，故作高深者有之，空话大言者过之，词不达意者滥之。于是，以下的事情经常发生也就不足以怪：所谓看破红尘者，实际还没有开始看；所谓的精明者，实际上愚不可及；所谓的明事人，实际上迷懵深重。
我们的汉语遭遇着双重的脱节和断裂，其一是与自然世界脱节。汉字似乎是从气象万千的世界中给强行切割出来的，它的方块性与宇宙的圆融性似乎构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当然，这一脱节与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还不为过，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表意的象形文字。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第二种脱节上，即汉语与汉人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似乎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是两个独立的自足系统，语言是语言，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按理说这两者应该有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应该相互透射，相互映照。语言不仅来自生活，反映生活，更重要的，它还应促进生活，改变生活。但汉语世界给我们的印象是：语言是高度自治、自洽、自足的，它仿佛自成一体，有它一套自我发育、繁衍和完善的机理。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悔词；国人的苦难，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让人吃惊。一边是语词的莺歌燕舞，语言的纵情狂欢，一边是现实的沉重枷锁，生活的苦难血泪。这两者的反差说成是云泥之别也不为过。这情形就好像是，汉语插上了一双升天的翅膀，直上云霄，已进入一种理想世界的天国，它一味地自恋、手淫和陶醉于自身的安乐，而全然不顾现实的沉沦、邪恶、堕落和毁灭。当语言在享受天国之福时，现实却堕入地狱的深渊，仿佛中国人所有的幸福就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幸福，所有的理想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理想。仿佛中国人是一个只能自己给自己写情书，让自己来阅读，自己来陶醉的自恋者。的确，在语言那儿，也只有在语言那儿，我们才能够发现中国人所有梦想的寄托。那儿不仅真，而且善；不仅善，而且美。但这种以语词形式来满足的幻觉却是以现实生活的无限苦难来作为其惨重之代价的。汉语严重缺乏一些用于表达哲学思想的关键性语词、元件和要素。结果，理所当然地是唐宋诗人赢得了汉语发展的历史高峰；书法家和国画落款人占领了汉字的艺术天地。政客和末流文人们创造并利用了汉语言的诡辩术。结果是哲学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失业的人。“一流天才总是在门外抽大烟”(王康语)。范庆先生成了静坐修炼的人，连齐白石这样颇具苏格拉底脑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去点弄些所谓灵气充溢的花鸟鱼虾。
汉字具有一种“球体模型”的特点。这一特点极易在汉字的书写和印刷形式中得到识别。每一个版面的汉字都是各自独立、相间排列的。即是说在其字与字之间总是有那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间隔，总是具有一种“漏气”和“断气”的视觉效果和读音效果。它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圆润音和柔滑音，读起来总使人有一种音步齐整的单调感和受阻的钝挫感。汉字是与欲物对应的文字，它以欲为本位，以物为对象，最多在这一切之上附着了一些人为“审美性”(实质是泛欲性)的眩光。它是对自然之象(或物形)的形象性复写和临摹，而不是对神之声音和存在之隐含本质的执意追求、倾听和表达。它不对世界作质的追询，因为它认定世界本没有质；它不对世界作推理分析，因为它假定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所以它先验地就闭入了自然，先验地就互化于自然。无从由自然里脱身，反诘自然，敞亮自然，观照自然和提拔自然。总之，汉字成了一道心智思维透视世界的视觉屏障，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文字形象的泛滥变形而变形，所有的知性都仅在相应的二维平面里作了过度浪费的铺张。汉字让人在“审美”了自然的同时，也让人欲享了自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耗尽了自然。所谓“我在，世界不在”的一种自恋性文化皆由此产生。在这之中，的确吊销(或悬括)了认识的深度和世界的质感，的确没有了推理、分析和神设，更没有世界与文字的对质、互问和相应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