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作者：毛喻原
尽管有人不时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尽管有人预言，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崭新的轴心时代将会在东方形成，汉语将会在世界跨文化的传通中发挥着无穷的威力，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明：汉语实际上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性最尖锐地表现在它的大语种规模但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语用特点上。
关于汉语的优点和美质，世人似乎说得够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审美、单位面积的大信息涵盖量；再比如，填词的便捷性、诗歌语用的灵活性、随意性等)。在此，我们不想重复这些夸张了的说法。由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汉语的优点是明摆着的，而缺点却隐匿不显，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想对其优点存而不论，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贪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我们认为：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这种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所谓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另类语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乐意闭合在一种自恋的“感觉良好”中，只满足于在汉语言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谜，而从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进入、交流与表达。由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内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领域极其有限。一般说来，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世界。胡塞尔把第一领域称为“日常的生活世界”。他认为这一领域是一个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直接相关。第二领域，科学专业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科学实验之类的行为相关。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处于最上层，它的语言高度抽象，艰深难解，以间接的方式与人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相关。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就汉语本身携带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们发现它主要与第一个领域相关，甚至说成与之死绕活缠、水乳胶着也不为过。汉语的绝大多数语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领域的具体内容。第二领域因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所以说汉语与科学专业化的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是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旁敲侧击的，与第一领域相比，没有那么紧密和牢固。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语言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如果一部著作没有代言一般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如果一种理论没有反映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部著作和这种理论是中国的，是隶属于中国人民的。把少数中国人的文化幻想当作普遍中国人的情感诉求，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悲剧性的。因为此举无形中夸大了中国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质，而同时又隐匿了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的那种粗劣、疏懒的思想陋习。
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而在于各语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质，在于它所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它本身所秉赋的一种对于人生幸福的启示性力量。
正如两百多年前，爱德蒙将军在抵达福尔山脉，包抄那条小路时，对他的助手所说的：“这也是一条路。”今天，我们也愿意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条路。”即通过汉语，以及对汉语的分析，我们也想抵达另一条“福尔山脉”。我们想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认识还原为对于汉语的认识，具体说，是对汉字的认识。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斯蒂芬假说”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种文字的原始形态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质，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们认为，世界的现有形态完全可以在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寻得它的一切根据和理由，即它以后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潜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种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种原语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复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去发现构成这些作品的一种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不对它的语言文字本身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现象学分析的话，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说明一个社会，我们认为，这只需对构成它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语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释也就够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才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那种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世界。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愿意在此对汉语文字本身作一次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把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句法问题还原成汉语的语法问题和汉字的形象学问题。即从汉字出发来分析汉语言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一切，其中包括汉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维习惯，乃至日常风俗等。
现在，我们可以道出本文的要旨，简言之，本文所说的险境和诡谬究竟指的是什么。所谓险境就是：一、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特征，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二、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形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让文字本身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返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三、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所谓诡谬是指：一、它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性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它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外延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它的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它的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以及书写的越界自由；七、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导引。
无疑，本文的观点是偏颇的，甚至是极端的，但这一切又仅仅在于想起到提示和儆醒的作用，意在让人认识到汉语的真实处境，从而从它的险情和诡谬中突围出来。下面，我们拟就与汉字、汉语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