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作者：毛喻原
我们认为中西方社会的所有差异和奥秘就蕴藏在汉字和字母这两个基本的要素和构件之中。两个社会肯定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诸方面已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了两个完全异样的世界。实际上，这种惊人的反差就存在于汉字与字母的本质不同之中。
在我们看来，西方所有的秘密及现实结果的根源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它的科学和哲学，甚至也不是它的宗教。我们认为它发生的秘密和生长的关键只能归结于一个单一的来源。这就是作为它语音体系拼写基础的字母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愿意说，是字母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创造今日世界的总体形貌。我们并不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字母，我们更愿意认为是字母创造了上帝，创造了西方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宗教才真正塑造和成就了西方成熟的文化和哲学。在之后，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才依次派生出了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繁荣、文艺复兴、人权思想、政治革命、民主政体，乃至今日的福利社会。字母不仅是文字之母，而且是西方社会的万果之因、万物之母。正如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克霍夫所说：“虽然《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the Old andthe New Testaments)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引导，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处理系统一直是字母表，直到电的出现。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序设计手段。西方正是从字母中才衍生出并形成了其以技术为中心驱动力之特点的。字母起到了一种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语言表达把思维转化为技术。希伯莱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莱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
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怎样去评价字母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都不会显得过分。也许正是有了字母，才会有思维自身的一种组织模式——透视法。正因为有了透视法，才允许西方的整个文化在空间上把握世界，在时间上分析世界。也许正因为有了字母的纵向书写变为横向书写，西方社会才发生了从垂直的封建等级制度向水平的民主政体的转变。也许正是字母为人类创造最强有力的代码提供了基本的灵感和模型。我们认为，甚至连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遗传基因的氨基酸链、计算机比特，所有这些具有强大作用力和创造力的代码都是源于字母的基本模型建立起来的。
此外，字母在影响人的思维发展方面，在培养人的时空感觉方面，在使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方面都有它独到的特点。尤其把它与汉字相比较时，其特点更为显得突出。相比之下，汉字给人的思维带来的是一种耽迷、阻滞、停顿和迟后。由于汉字是一种重形的会意文字，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创造汉字以期去表达和描绘自然事物时，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和笨拙的方法，即用非常复杂的象形符号去表达或指代本然就比较复杂的客观存在和自然事实。显然，造字的思想一开始就被象形的冲动迷住了，采取的是一种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此种造字法注重的是“看”，而忽略了“听”，更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声音的路径去表达和指代客观的事物，而且我们祖先的这种以形代形的做法不是生产性的，更不是构造性的。它所采取的是用一种相对独立的复杂形象去象形同样独立的自然存在，从而使得象形符号(每一个复杂的汉字)与被象形物(自然客体)取得一种一一对应的闭合关系，而这些象形符号之间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逻辑的关联。仿佛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呈现出一种自圆、自融、自洽的性质。由于汉人是从“形”方面着手去构造汉字的，又由于形肯定是具象的，且形的对象又是参差不齐、千差万别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汉人要用(也只能用)数量庞大、形象复杂的书写符号去表达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时一开始就塑造了汉字其无比复杂之形象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汉字甫一创立，以后的问题就不是复杂化、进化，而是简化和反进化的原因。
从直观上说，自然事物的形状是繁杂的，其种类和数量可以说趋近于无限。相对说来，声音和语音，尽管更为无形和抽象，但其种类和数量终归是有限的。至少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有限的分类和规则的定义。在造字之初，西人的思维与汉人的思维迥然有别，他们重声而忽形，采取的是一种声音的策略，即用声音而不用形象去表达和指代客观世界的自然事物。与形相比，音和音之间的联系以及转换更显得内在、迅速和便捷，因为这种联系和转换只需通过大脑和口腔(舌头)便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而不像形象的识别和转换，必须通过视觉和手(书写)的形式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即是说，用声音来表达和指代自然事物，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经济和简约的。相比之下，以形代形的做法就显得相对笨拙和繁复。试比较一下汉字和英文的构字部件(即构成各自文字体系的最基本单位)和语音单位，即可明白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别。我们知道汉字的构字部件(包括偏旁部首)总共有二百一十五个之多，而英语的构字部件仅有二十六个拉丁字母，这是二百一十五与二十六之比。因为象形文字是以形代物，所以它必然要创造出大量的构字部件来组成它的文字，以此满足其象形的目的。由于拼音文字是以音代物，所以它相应要求表音的音素应丰富一些。我们知道，英语用于注音的音标有四十八个之多，而汉语的标音符号只有三十六个。相比而言，汉语是形多音少，英语是形少音多。这一特点是由语言的象形和表音的差别造成的。另外，由于汉语的形多音少，所以必然就要导致大量异字同音的现象，这无疑会给汉字的读认造成巨大的困难，进而引起辨义的麻烦。相比之下，英语没有这一困难和麻烦。一般说来，拼音文字的形音是统一的。比如二十六个英语字母，它们本身就是表音符号，字母的排列组合一般都有相应的读音规则可循。但汉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的形音是不统一的，也就是说，汉字的形象和发音从视觉上看几乎找不到必然的联系。我们认为这一特点会给汉语的学习造成难以估计的困难。由于英语的形音统一，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就只需掌握形义的问题，音是随形顺便解决的。由于汉语的形音分裂，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学习汉语时，必须完成逐一掌握形、音、义的三大任务。也就是说，在对相同数量的语言文字学习过程中，中国人比西方人要投入更多的学习精力和学习时间。所以，这也是象形文字不经济、不科学、不简约的一个佐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被造出的汉字，都是一个相对孤单的独立王国，每一个独立王国又分别对应于一个独立的自然实存。这种形——形对应的锁定关系，就必然使我们，无论在字与字之间，还是在被字所指称的事物之间，都很难找到一种有机的联系。实际上汉字的此种存在方式仅仅完成了人的思维对自然之有机整体的原始切分，同时也造成了自然事物的有形具象对于人的思维的某种固化和定格。
现在我们从书写的角度来考察汉字。从我们的直接经验可以感觉到，汉字的书写与英文相比是杂乱的、无规则的。由于每一个独立的汉字几乎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所以汉人在书写汉字时，实际上都设定了一个虚拟的中心，而汉字的笔画就是围绕着这个虚拟的中心来运动和萦绕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汉字的书写是一种围绕着一个虚拟中心的、自我繁杂、自我缠绕式的书写。这种书写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没有明显的书写规则。这就仿佛一辆陷入于沼泽地的汽车，虽然车轮在旋转，但却是空转。也像一种步伐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原地踏步，自身循环，有双脚运动的轨迹，但没有双脚前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书写更像一种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它既没有时间的前后序列，更没有空间的线性规则。这种书写既是繁复的，又是费神的。仿佛它只是阻滞在有限的空间作自我结绊式的遛达和缠绕，而没有遵循某种时间的方向去作一种理解的探寻和延伸。更要命的是，此种遛达和缠绕不仅仅是指笔画的遛达和缠绕，而更暗含着一种思维的遛达和缠绕。也许汉人思维认识的断裂性、局域性和滞后性从根源上讲就与汉字的这种书写性质有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英语单词的书写是有严格的规律可循的，它整体上凸突出一种线性排列的特征。此种特征不仅让英语的书写呈现出一种空间序列，而且同时也暗指了一种时间方向。正因为有这种书写的空间定位和时间运动才从根本上模定了西方人的思维——认知范式，从而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无比重要的那种“透视法则”才由此产生。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才产生了西方的宗教(天堂——地狱、上帝——人、前世——来世等配对概念)，产生了西方的绘画、建筑、音乐，甚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没有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那西方的一切精神和文明成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相同的道理，也许没有透视法，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宗教和现代科学之真正的原因。
现在我们通过人的视觉形式来考察汉字和字母对人思维的影响。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其两个视域区的功能是有差别的。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两只眼睛是由四个半只眼组成的：每一边的视域各有两个。左半边由大脑右侧支配，右半边由大脑左侧控制。两个左边的半只眼是瞬时把握世界，而两个右边的半只眼则是历时性分析世界，即把世界分成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人类对任何文字体系的阅读都得识别符号形状并分析符号的顺序。而文字体系是左向还是右向，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原初意识认为文字的形状和顺序哪一个更重要。比如你得猜测，并从前后或上下关系中识别，想从各方面确证某个字，那么看形状就是第一位的。此时，形状的确证压倒了顺序的分析。就某一整个视域的瞬间环视而言，我们的左视域比右视域能做得更快、更好。也就是说在瞬时识别文字的形状方面，左视域比右视域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当我们读西班牙语或英语时，我们首先得一个接一个地看字母的顺序，而这时右视域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知道，所有文字的内部结构同它们在文字表面的书写方向之间都有一种对应特征。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都是横向向右书写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体系都是纵向书写，且这种纵向竖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表意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字。这就是说在我们阅读象形文字时，由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其形，所以此时是人类右脑的左视线在发挥作用。而当我们在阅读表音文字时，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确定形状，而是分析字母出现的顺序，所以此时是人类左脑的右视域在担当此任。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字，所以我们在阅读汉字时，我们的视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作一种重复的环视和停留，伴随着这种环视和停留而来的，肯定是人之思维的某种阻隔、停顿、断裂和滞后。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每一个单独的汉字时，我们的视觉思维是固定在某一点磨蹭不动的，即它不能产生一种思维的箭头运动。况且竖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汉语)一般是左向阅读的，这就暗示着如果有一种时间运动的意识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时间的运动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时间的箭头向左移动指向过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阅读的时间指向是退缩式的，即它是一种回溯性文字。它具有强大的回忆功能，但却缺乏出色的创造潜质与冲力。相比之下，英文的横向右读，这表明它是一种按照线性的右向序列来进行编码的信息体系。此种编码方式不仅扩展了人类的思维，而且使思维复杂化，同时还加快了人类思维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在以下方面堪称惟一的文字体系，即自它被创造出来以后不久，它便把人类文化的方向从传统的朝过去看的行为模式转变成了创新和永远向往未来的行为模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拼音文字的横向阅读给西方人的大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其大脑无形中增强了对空间和时间次序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在西方的拼音文字其横向的书写与阅读中不仅看到的是一种组织视觉和空间信息的思维模式，而且看到了一种思维自身的组织模式——即透视法的产生。正是通过这种透视法，才使西方人能以一种透视感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事物，即意味着西方人能把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在头脑中都以一种正确的比例将之置于适当的位置。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当然，理性主义所研究的对象、概念和关系都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同它们与属于同一法则的其他事物之间的比例相关。从这点来说，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正是通过透视法，人们才得以用字母表示的大脑结构在现实中设定了两个占支配地位的时空坐标，并使其成为人类有效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的最强有力手段。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不是别的，它们实际上就是西方字母文化的一种直接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字母文化，这个世界简直不可想象。因为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可以供各民族共享的许许多多东西(从科技成果、戏剧、音乐直到麦当劳快餐和好莱坞的巨型影片)都是由字母文化所创造的。而没有汉字，这个世界所失去的东西当属有限，因为汉字文化所创造的东西更多地属于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而在这些自产自销的东西中，绝大多数又属于那种极有可能加害于和有伤于汉人思维与生活品质的粗劣货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因为它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而拼音文字其形式的简洁、内部的逻辑和视觉的线性特征最终给思维带来的必定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增生和发育。关于这一点，从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给世界各族人民提供的可共享的文明成果之优劣、多少的比较中便可得到证明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