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探寻命价
作者：吴 思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报道〔23〕，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注释：
〔1〕《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
〔2〕米的白银价格为六十三克/石，见彭信咸《中国货币史》，清代米价表，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04页。白银与洋银的比价在一比一点四左右，清朝的一石为一百四十三斤，价值洋银二点四元，洋银三十元可以买十二点五石大米，折合今日一千七百八十七市斤。以一斤一元一角计，总计不足两千元人民币。
〔3〕参见《清史稿·刑法志》。
〔4〕参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第114页。
〔5〕据《十三法》、《十六法》编制。方括号内的内容，摘自《十六法》。见周润年、郭卫平《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十六法》，第3～79页；《十三法》，第83～121页，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转引自《西藏五十年》，见“东方民族网”。)关于立法时间和十六法部分内容的叙述，参见《藏族法制史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
〔6〕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68页。
〔7〕〔18〕〔19〕〔22〕〔23〕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8〕〔10〕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9〕乔伊·帕克笔录：《我的土匪主人》，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
〔11〕〔12〕〔16〕〔20〕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43、110、182、235页。
〔13〕粟价约四钱银子/石。参见《中国价格史》第704页。元初布帛的价格不详。
〔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5，第169页。
〔1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7〕参见《水浒全传》第二十回。
〔21〕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