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舆论溯源
作者：石天河
儒家关于“尧立诽谤木”的说教，在东汉学者应劭的注文里面说：“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可见在东汉时，诽谤木还是在桥梁边树立着的，它还有一定“德治”的象征作用。但到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的注文里面，已经拆穿西洋镜，说：“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柱木是也。”儒家说教的象征物，在三国时就已经被用来作为皇家宫廷外面的装饰品了。可见儒家劝说封建帝王“听谏”、“听谤”的说教，渐渐地也掉了一个头，即从儒家用来规范帝王德行的象征物，变成了帝王用来把自己装饰成能“听谏”、“听谤”的、有尧舜之德的“圣君”的装饰品。这一转变，也反映着“舆论”一词的异化，即原先那“诽谤”性的“舆论”，渐次变成了为帝王用来装饰自己的“舆论”。这一转变，在中国“舆论”的发展史上，是“舆论变质”和“舆论异化”的表现。
当然，所谓“舆论变质”与“舆论异化”，这是我们现在文雅的说法。在古代，实际上就是指“舆论”已经由皇帝身边的文人学士们另行造出了一种为皇家“歌功颂德”的“假舆论”。这“假舆论”的目的，是要为皇帝的“圣德”作宣传、为皇权神圣化作装饰的。说白了，就是把皇家“钦定”和“御用”的“宣传”，伪装成“舆论”的样子。原先那来源于民间的“舆论”，这时，就被看成是单纯的“诽谤”，不能算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舆论”了。换句话说，就是真正来自民间的“真舆论”被贬低为不合法的“舆论”；皇家御用的“假舆论”就盖过“真舆论”而成了“舆论”的合法代表。《红楼梦》上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普遍现象，在舆论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封建专制主义的极权统治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是有各种矛盾的。无论是皇家、贵族、王侯将相或士大夫、文人学士，他们内伙子里面，由于各种利害关系不同，在对待舆论的态度方面，往往还是有差异有冲突的。每当御用的文人学士造作的“假舆论”与来自民间的“诽谤”（即“真舆论”）互相冲突，弄得是是非非、颠来倒去纠缠不清的时候，文人学士甚至士大夫、贵族里面，往往也会出现少数同民间舆论站在一条线上反对“假舆论”的特殊人物。这类特殊人物，有时被视为与“腐败分子”、“顽固分子”相对立的“开明人士”，有时被视为与“保守派”相对立的“改革派”。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甚至被视为是与“祸国派”、“误国派”、“窃国派”、“卖国派”相对立的“救国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舆论”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有来自民间的原本原样的“元舆论”；有经过士大夫、文人学士加工改写后以文字形态流传的“二次舆论”；有立意要“为民请命”的“正人舆论”；也有纯粹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佞人舆论”；有促进民主改革与进步的“狮子舆论”，也有反对民主改革与进步的“狗子舆论”。一般说来，“舆论”的表现，在任何时期都是不齐一的，是有矛盾的。而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草野之论”与“庙堂之论”的根本对立。
在近现代中国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舆论”的分歧与对立，表现得最突出的，如袁世凯想称帝时，全国都反对，却有几位很有名的学者（所谓“六君子”）为他劝进，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蒋介石想实行独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政客们却为他大造“反共”舆论，帮助他执掌了军政大权。似乎是从那以后，掌权的政治活动家便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做出了种种“主导舆论”的策略与方法。可是，无论政治家“主导舆论”的策略方法如何高明，最终决定历史进程与事情成败的仍然是民间的“真舆论”。所以，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家，总是尽可能采取一切方式公开地接近群众，倾听真正来自民间的舆论，以避免为左右帮闲“主导舆论”的“六君子”、“西山派”之类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