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舆论溯源
作者：石天河
“舆论”这个词，最初在中文里面出现，可能是在南北朝时候。公元５０２年，梁武帝萧衍在做皇帝之前被封为梁公时，写过一篇表文。那篇表文就提到了“舆论”。当时，他已经掌握了齐王朝的军政大权，为了篡齐称帝，对朝廷选用官员当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他特地向齐王朝的末代皇帝（齐和帝萧宝融）上表，申述关于“选士”的道理。《梁书·武帝纪》记载着这篇表文，里面有几句说：“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这表文写得很好，虽然梁武帝是能文能武的皇帝，我还是怀疑这表文有可能是沈约帮忙起草的）表文中的这几句，意思是说，选官要按规矩，对人员的家世、出身、才能、品行、升官或降职，可用或不可用，要么平素已经心中有数，要么从舆论中得到了对其人的评议。这样就免得想做官的人托人上门求情，难得扫门应付。这大概是现存中国古籍中“舆论”一词最早出现的一例。
这里的“舆论”一词，按字书上的解释，即是“众论”的意思，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差不多。但是，“众论”怎么会用上“舆”字的呢？可见这“舆”字的来源关涉“舆论”一词的语源，故还应该作进一步的考查。
比《梁书》略早一些的《晋书·王沈传》上记载着王沈的一件事。说王沈在做尚书的时候，出监豫州军事并任豫州刺史。到任后，他贴出了一张告示，征求政治改革的意见。告示上说：“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民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这不但是“言者无罪”，而且是悬赏求“逆耳之言”。这就是说，无论是推荐贤才、检举坏人或评论长官与朝政的得失，都可以得到奖赏。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像这样“重赏求言”的封疆大吏是非常少见的。这告示里面，说“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就很清楚地说明了，所谓“舆论”，原本是指“舆人之论”。而且，他把“舆人之论”与“诽谤之言”连类对举，似乎很容易使人想到所谓“舆论”，大概是和“诽谤”同一类的东西。
那么，“舆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据《考工记》上说：“攻木之工凡七”，“其一曰舆人，主作车床者也。”车床也就是“舆”，指车上坐人的那个像轿子样的木板车厢。后来，轿子之所以叫“肩舆”，“轿夫”叫“舆夫”，大概就因为轿子是从“舆车”演变而来的。照《考工记》的说法，“舆人”就是做“舆”的木匠。但据《左传·昭公四年》申丰对季武子讲藏冰的那一段“舆人纳之，隶人藏之”之句所注：“舆隶皆贱官”，则似乎“舆人”并非专指木匠，也指做藏冰之类苦活的“贱官”。《左传·昭公七年》中还有一段关于“人有十等”的说辞，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这“十等”人中，自“士”以下的那几等人，我们现在有点说不清楚，但以意度之，大概皂是管事小官，舆是随从小吏，隶是吏卒，僚是公役，仆是家奴，台是力夫，都是一级管一级的吧。其中的“舆人”，只不过是比隶卒仆役地位略高的人，他的特殊地位，可能只是由于他跟随在主人身边，偶然有机会向主人说话，他的话，可以叫作“舆人之论”，也许就成了“舆论”一词的起源吧。
那么，“舆人之论”怎么能得到主子的重视，并居然会形成流传千古的一个词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一段残酷的战争故事：“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这里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发兵去围攻曹国的都城，曹国人闭城抵抗，晋军被阻挡在城门口，死了很多人。曹人把捉到的晋军官兵一个个千刀万剐地杀了，把尸体从城头上丢下来示众。晋文公看了很着急（因为这样恐怖的杀戮示众，对晋军的士气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时，他听从了舆人的计谋，向曹人喊话：“你们杀人这样凶狠，我们要把他们埋葬到你们祖宗的坟墓里面去。”于是，晋军就开始把死者的尸体迁往曹人的墓地。曹人听说要挖他们的祖坟，哭哭嚷嚷地非常害怕，连忙把被杀死的晋军官兵用棺材装好送出来。晋军乘曹人极度恐惧的时候猛攻，于是，三月丙午这天，攻入了曹国的都城。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舆人之谋”一旦得到国君重视，就可以对付严重困难，化不利为有利，克敌制胜。于是，“舆人之谋”或“舆人之论”的重要性，就因为这件事而垂教千古了。
但是，后世一般把“舆人之论”解释为“众人之论”，而这个故事里的“舆人之谋”却不像是“众人之谋”的意思。因为在那样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晋文公不大可能去听取“众人”的意见。所以这里的“舆人”，很可能就是跟随在晋文公身边的某一个“舆人”，偶然地出了那么一个主意。仅仅因为他地位低下，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之为“舆人”。但虽然没名没姓地称之为“舆人”，《左传》上记下了这“舆人之谋”四个字，却分明已经承认他是为战争的胜利起了“参谋”作用的。这样的“参谋”还不值得重视么？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先弄清楚。因为这里的“舆人之谋”四个字，在《康熙字典》和《辞海》里面所引用的《左传》文字是作“舆人之诵”的。我是依据现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左传》通行本所载，确定它是“舆人之谋”的。因为，“诵”是古诗之一体，即用口传诵之诗。最著名的如《诗经·小雅·节南山》里面的“家父作诵”是一种即事抒情的口传讽刺诗，有点像现今的“顺口溜”。在晋文公攻曹那样激烈的战争中，现场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有闲心去作诵；晋文公正在为惨烈的战况着急，也不会有闲心去听诵。何况，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依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校订出版的，“宋刻本”显然比《康熙字典》、《辞海》所依据的其他别本更为可靠。故这里应该确定为“舆人之谋”。
可这里的“舆人之谋”为什么会和“舆人之诵”相混淆呢？究竟这两者谁是“舆论”一词的最初的“语源”呢？
“舆人之诵”在《国语·晋语》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所谓“惠公背赂而舆诵兴”的故事。说的是晋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大夫里克、丕郑合谋杀死了晋献公宠幸的骊姬和她的两个小儿子（奚齐、卓子），商量着请秦国帮晋国另立一位国君。这时，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早已因骊姬谗害自杀了；另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出逃在狄人之地；公子夷吾，出逃在较近的梁国。夷吾为了要抢先回国去继位，便用黄金白玉贿赂秦国使臣，并许诺回国以后，要“赂田”、“赂地”：给里克汾阳之田一百万亩，给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亩，并许诺以“河外列城”五座，作为对秦国立他为国君的“赂地”。可是，在公子夷吾回国被立为国君（即晋惠公）以后，他完全背弃了自己许下的诺言。他一面叫丕郑去秦国，向秦穆公表示为“河外五城之赂”延缓而道歉，一面追究里克“杀二君（奚齐、卓子）”之罪，把里克杀了。而丕郑到秦国后，知道惠公不可信，便另打主意，劝说秦穆公假意用厚礼回报晋国，把晋国几位拥护惠公的大臣召到秦国来，将他们扣下，然后发兵送公子重耳回国。丕郑说：“由我和我的部下做内应，一定可以迫使国君出走。”秦穆公听了丕郑的话，便按他的计划行事。可是，丕郑的计谋被晋大夫冀芮识破了，后来，冀芮便劝说晋惠公把丕郑和他的党羽都杀了。就在晋惠公回国“背外内之赂”的时候，晋国的“舆人之诵”出现了。依据《国语·晋语》上的记载，这篇“舆人之诵”的原文是这样的：“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惩，祸乱其兴。”这篇“舆人之诵”如果译成现代语言，那就是：嘴巴甜遇到嘴巴甜，果然失去了许下的田；狡诈的遇到狡诈的，果然失去了许下的地；得到了好处便歪歪走，到头来终归要自招咎；失了田不知惩戒搞阴谋，眼看着祸乱就要临头。这“舆人之诵”的内容，实际上是对晋国政治的讽刺。其中第一二句，是讽刺里克、丕郑遇上晋惠公，没有得到许下的赂田；第三四句，是讽刺秦穆公遇上晋惠公，没有得到许下的赂地；第五六句，是讽刺晋惠公做了国君就把诺言不算数，终归会要自招其咎；第七八句是讽刺丕郑上了当还不痛自惩戒，眼看就会要大祸临头。这“舆人之诵”不但嘲笑了晋秦两国的国君和想在内乱中得利的两位晋大夫，而且后来，丕郑被杀，晋惠公在与秦军作战时被俘，更证明了它有预见性。所以，《国语》上记下了当时的晋大夫郭偃对“舆人之诵”的评语，说：“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