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治“大学”若烹小鲜
作者：何中华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也可以说就是人为性。回头想想，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是不能够“人造”的？在今天，“克隆”已不再仅仅是一项生物技术，而是变成了广义的文化性格。现代人从“生”到“死”，都难以摆脱人为的干扰。从剖腹产到安乐死无一不是非自然的状态。所谓“搞笑”、“做爱”、“造势”之类，都是为现代社会所偏好并鼓励的样态。“搞”、“做”、“造”皆为人们有为之为，而非无为之为。而人为即是“伪”，它远离了“诚”。所谓诚，即本真地生成。所以《中庸》说“不诚无物”。这不是说离开了“诚”，便什么都不复存在，而只是说离开了它，一切都将不能本然地呈现出来、成就起来。本真地生成亦即“无为而成”，所以“诚者，自成也”。“至诚无息”，诚使事物永无止息地存在，也可理解为没有消息，“天何言哉”？上苍不偏不倚，最为无私，所以是至诚，它还需要什么自我表白吗？所以说“诚者，天之道”。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体认到了儒家智慧同老子智慧的相通之处。现代社会的人为性，其代价是把事物的本真性遮蔽起来了，人们由此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世界之中。现代文化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使我们难以回到事情本身。
关于大学的使命，当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多有论述，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显然，蔡先生为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计，强调的是大学的文化担当和人格成就之使命。“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一性质不应因为世俗化和市场化而被否定和拒绝。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出：“大学之为大学，其根本在于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和厚度。”就像一个人一样，一所大学也必须有自己的气象和风骨。在种种挡不住的世俗诱惑面前，大学应该有足够的免疫力，保持自己的气节和操守，保持自己的精神上的高贵，而不能随波逐流，甚至媚俗或同流合污，哪怕是高雅的媚俗。然而，今天的大学恰恰是在迎合各式各样的外在尺度中遗失了自己的自主性。可悲之处在于这种迎合是在主动的姿态中实现的。在蔡先生看来，大学的天职应该是学术的成就和延续，大学应致力于养成思想之兴趣和习惯，而非进行作为谋生手段的知识训练。然而，大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建制，又总是本然地与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若即若离，有时甚至不免相互牴牾。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和思想在大学制度内所遭遇的悲剧性的命运。在大学内部，我们甚至难以找到或发现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除了因为大学治理被现代体制的法眼尽收眼底之外，还由于大学在其本性上面临着一个悖结，即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在大学作为社会建制难以保持自治的条件下有走向异化的危险。
尽管罗素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未必都令人信服，但他的这一观点却是有意思的，他说：“事实上，受教育最多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变为萎缩是极常见的事情，他们缺乏冲动，只拥有一定量的机械式的才能来代替生动的思想。”知识以及为此而设置的专门机构——大学，在本性上就有一种偏离自然的倾向和性格。这是文明的吊诡，文化和文明的异化。文化或文明原本是人的自我肯定，但当它一经产生，就面临着沦为一种否定力量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文化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人对自然的疏离程度。从一定角度说，双重意义上的自然（包括大自然和自然而然）乃是知识的解毒剂，也是现代性及其人为性的解毒剂。
民间思想的最大优势或唯一优势就在于它的真诚、率真，它的回到学术本身。它对于大学的启示意义在于“无为而治”。一所大学，就好似一只准备做茧的蚕，让它在那里静静地吐丝、默默地做茧好了。在民间，在社会的最底层，总是有那么一些对学问和思想有着特殊偏好和执著追求的人，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红尘滚滚的时代，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孜孜以求。这些民间学者和民间思想家身上所透射出来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无疑给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画卷抹上了凝重的一笔。因为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真正凸显出思想的尊严和崇高。帕斯卡尔意义上的那棵“芦苇”，虽然孱弱，却象征地表达了思想植根于大地的那种“草根性”。民间思想家恰恰就是那条联结思想苍穹与广袤大地的坚韧纽带。
民间思想家们往往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以至不是学士，因此也就难以获得优裕的治学和思考的环境，缺乏可以分享的学术资源，甚至找不到“知音”交流，不得不忍受心灵孤旅。由于没有合法的“名分”，他们被拒之于学术界的大门之外。这就是民间思想家必须面对的命运。民间思想家因为自己的独特经历，总是难以得到现有学术体制的“准入”，从而被视为“另类”，既难以得到常人的理解，也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公正评价。这种情形在制度化无孔不入的今天尤其严重。民间思想家的“出身成分”就像永远抹不掉的“原罪”一样，成为萦绕他们心头的“梦魇”。无论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都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横在他们的面前。
民间思想家们虽然无“资格”进入主流学术语境，缺乏“发言”的机会，但从本质上说，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资格进行灵魂的叩问，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真诚，是对功利的超然态度。对于学术来说，这种纯粹性是弥足珍贵的。同体制内学者相比，民间思想家显然处于极端的劣势地位和边缘化状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苦难和困厄才能孕育并成就真正的智慧和思想。反观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乏其例。当年的马克思身处社会的边缘，遭遇种种排斥和迫害，贫病交加。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自我解嘲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以致窘迫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的邮费都没有。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同这种拥有金钱和种种斗争手段的官方势力作斗争，当然是极其有趣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斗争的另一方拥有金钱、权力和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写信的纸，如此等等。”黑格尔曾对歌德说过：辩证法“只不过是经过整理和方法地训练了的反抗精神罢了。”这也正是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辩证法的根本原因所在。黑格尔由于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即使拥有辩证法，也难以将其引入实践。这一点只有在边缘化的马克思那里才成为可能，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当一个人处于业余状态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想绝没有学术之外的企图。一旦进入“学术共同体”，成了所谓“圈子里的”人，做起学问来倒是考虑得很多，有这样那样的顾忌，有这样那样的权衡，也有这样那样的算计。这些东西说到底不仅与真正的学问或思想无关，反而阻碍了学问或思想的造就。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他必须不停地“码字”“作文”，以免被别人遗忘，以便出色地“完成”体制赋予自己的职责，从而满足自己日益强烈的虚荣心。如此一来，就难免沉湎于学术之外的考量。一旦成了体制的俘获物，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既得利益者。它销蚀着人们对学问和思想的目的性追求。学术的体制化一方面使思想变成了“职业”，另一方面使学问变成了“制造”。“匠气”、“机心”也就在所难免了。“职业”同“志业”之间的天壤之别，就在于前者因作为谋生手段而沦为工具性的规定，后者则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的体用之别，判然可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民间思想家的民间性，使得他们保有了人文关怀和价值担当的纯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