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治“大学”若烹小鲜

作者:何中华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民间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发现”。其实,说“发现”已经隐含着主流学术话语的偏见了。因为既然是“发现”,就必有发现者和被发现者,而民间思想家只能处于“被发现”的受动的客体地位。他们只能等待着发现者的拯救。这实际上暴露了现行学术体制的致命缺陷。重要的不是民间思想家有没有硕士、博士头衔,有没有名分上的资格,而是他们是否做得像硕士和博士一样出色。
  冲破学术体制繁文缛节的层层束缚,最大限度地释放来自民间的思想,这理当成为一个健全而成熟的社会的应有作为。在一个日益“科层化”的现代性体制之下,如何捍卫民间思想家的思考权和发言权,更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事情。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恩赐和同情,而仅仅是尊重。民间思想家的存在,其更深刻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的存在本身。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界才拥有了一种判准、一把尺度,从而才有了自我反省的可能。这不仅是民间思想家的魅力,更是民间思想本身的力量。努力维系学术体制内外力量之间的建设性的互动,乃是一个民族在思想上永葆生机和活力的绝对前提。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找到这样一种互动的恰当机制。这已经成为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
  罗素说:“一个教师应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能教多少就教多少,真能在工作中得到愉快。”这种说法,今天听来真是恍如隔世。他认为:“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更多的钱,使教师能有更多的空闲,而且有一种自然的对于教学工作的爱好。”这里最吃紧的是“自然的……爱好”。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乃不期然而至,它是不经意间的来临。在人为性的体制下,“悠然”早已成为遥远的绝响和现代人的奢侈。久违了的从容心态,应当是做学术并把学术做得中规中矩的绝对必要的主观条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学须静也”,“静以修身”,因为“非宁静无以致远”。涵养的工夫就需要这种静的氛围和境界。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倘若整天被搞得心旌摇荡,惶惶不可终日,大概也做不出什么一流的学问。学术不端现象的泛滥就是一个明显的症候,它印证着学术的浮躁。清季章学诚在家书中曾说:“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古希腊也有“闲暇出智慧”的说法。今日学术的浮躁透射出来的实际上是学者心态的浮躁。这里不能不提及制度安排的因素。制度决定论者喜欢把制度视做万能之物加以推崇和膜拜。其实,当制度安排游离了事物本真性的时候,其消极作用也会被制度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真正重要的不是制度的有无,而是制度的优劣。制度的设计归根到底不可能离开心态这一变量的干扰。心态往往是以集体的偏好和无意识状态约束着制度的形成。我们今天的心态是被现代修饰过了的心态。与罗素所说的相反,现在我们是“用更多的钱”来吊教师的胃口,唤起功利之心,为了完成更多的课时量而奔波,为了超额完成各式各样苛刻的指标而“制造”知识和学术,而非“用更多的钱”来保障他们的闲暇,培养思考的兴趣和教学的兴趣。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只能成为一种奴役,而不可能使人们从中感到愉悦和享受。他把这种性质的劳动叫做异化劳动。它只能是人们生活的不堪忍受的重负,而绝不能够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的劳动又何以能够期望它使人获得创造的乐趣呢?
  我们的运动员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出不了一流成绩,恐怕与体育比赛被赋予了太多的外在含义所致。体育本来是游戏而已,游戏的最大特点乃是无功利性。倘若被附加上许多原本不该属于它的规定,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异己化了。一个运动员在比赛时如果身后有十三亿双眼睛盯着他,成败在此一举,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能不高度紧张吗?这样的状态又怎么能够不妨碍他的成绩呢?如果获胜我们就兴高采烈,以至于喜极而泣,甚至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好像体育成绩能够一扫晚清以来积淀下来的民族屈辱;如果失败,则沮丧不已、痛苦欲绝,甚至摔暖瓶、扔鞋子。诸如此类,说到底不过是弱国心态和民族自卑的表现。把体育同爱国直接挂钩,反而遮蔽了体育的本真意涵。大学的治理也是一样。今日大学受到的牵制过多,许多事情乃是身不由己。自由的代价就是“无用”。然而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追求有用性。有用性使我们离开了事情的本然状态,而陷入一种以占有为取向的对象性关系的钳制之中而难以自拔。这种有为的姿态恰恰妨碍了大学的自律,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
  公允地说,人为性并不单纯是由于现代性作祟而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在一个极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凑合在一起共同导致的后果。因此,这种人为性还带有中国的特色,例如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全能主义,鼓励了人们的唯意志论偏执。似乎拥有权力,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官员教授、官员博导、官员出书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景观,看上去他们似乎是最早一批实现了马克思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即所谓“全面发展的人”。社会角色的紊乱,意味着缺乏对人的自我局限性的清醒认知。这不啻是另一版本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再者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所具有的惯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人为性。由于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传统体制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某种复制,尽管已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表达。然而,无论原因是什么,最大限度地克服大学治理方面的人为性,无疑是中国大学未来的真正希望和出路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学学古人的智慧:“治大学若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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