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治“大学”若烹小鲜
作者：何中华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争创一流大学”口号的呼声中，我国大学兴起的“圈地”运动、“合校”浪潮、“扩招”比拼，把大批高校带入了一个集体“造势”的漩涡之中。人们热衷于盲目地制造规模，不切实际地追求外延扩张，其结果倒是形成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大学建筑、大学校园（甚至包括大学校门）和在校人数的“巨无霸”，但却唯独距一流大学的目标依然遥远。除了能够靠这种虚假繁荣暂时满足在各类排行榜上露脸的虚荣心之外，似乎不大有多少真实的价值，相反却埋下了种种令人担忧的隐患。钱穆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美国访学，给他的最直观印象是美国大学的规模和设施之庞大。“某一人骤然走进大学，其首先注意者，厥为此大学之建筑。其次所看到者，乃其里面之设备。如拥有规模宏大之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凡此种种，皆极像样”。如果一所大学的硬件设施是有人文内涵的，有着与其悠久的历史相称的底蕴，而非徒具形式、虚张声势的躯壳，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反观今日我们大学的这一切，却难以令人恭维。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一所大学倘若缺乏文化内涵，丧失了内在精神，即使它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不同样是俗不可耐吗？
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应该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使一所大学在物质层面上差一些，只要它拥有自己的精神魅力，就不会妨碍它的尊严。那些新兴的大学建筑尽管充满霸气，但丝毫不能让人心生敬畏，因为它们缺少深邃的内涵。只有躯壳而无灵魂，那绝不是真正的生命。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几乎被人们引用滥了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重温这句名言或许会有别样的体会。眼下办大学，硬件设施不可谓不重要，但“大楼”与“大师”两相比较，自然是后者更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现在不是“大师”过剩而“大楼”匮乏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大楼”林立、“大师”缺席的问题。“大师”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大楼”却是可以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大师乃是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人格化。一所大学培养自己的学生，主要不在于教给他多少知识，而在于养成他的人格和能力。知识可以通过读书获得，它甚至不需要到大学来就可以达到。但大学的精神氛围，以及它对人的熏陶、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没有别的办法代替的，非到大学亲身感受、体味、领会不可。一踏进校园，应该让人能够顿感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心生一种超凡脱俗的冲动，心地一片清凉。这才是大学的不可替代之处。大学精神气象的形成也非一蹴而就的，不能操之过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它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生长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养成”，学会等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养成提供条件，而不是直接地模仿或人为地移植。因为这样得来的靠不住，也不会持久。文化是“泡”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刻意的模仿总不免拙劣。草坪可以移植，树木可以购买，大楼也可以拿金钱建造，但唯独大学的文化和精神没有办法用移植和购买的方法来建设。
回顾一下当年西南联大的情形，可以印证梅贻琦所言不虚。按照汪曾祺的描述：“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依今日眼光视之，不仅简陋，简直寒碜无比。学生宿舍又怎样呢？“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教室同样简陋得可以。“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虽然条件极差，但大学却丝毫不因此失其尊严和高贵，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何陋之有？更具挑战性的是，那个时候的大学师生几乎天天躲日本飞机警报，随时有被炸死的危险，遑论找工作？大学教授和同学一样，不仅衣食住行缺乏基本保障，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随时面临意外。生存环境和条件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据冯友兰回忆，“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有座土山中间有道峡谷，我们称之为‘一线天’，都认为那里是一个很安全是地方。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又有一次，一颗炸弹正落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难”。金岳霖的几十万字的《知识论》书稿，就是在躲飞机警报中不慎丢失的。他后来又以顽强的毅力重新写了出来。但是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似乎没有妨碍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理想。这不能不令今天的我辈肃然起敬。当年的学生毕业论文，论其水准足以令我辈无地自容。有人说，眼下博士论文不如以前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不如以前的学士论文。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论文的总体质量下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究竟是为什么？这里并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从内在的方面去反省和检讨，也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它将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足够的抵御能力。显然，这一切不是取决于“大楼”，而是取决于“大师”。
当年的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不乏文化昆仑式的人物。他们大都学贯中西、道接古今。这样的师资群体，不免使后来的人们汗颜。令我们尴尬的是，大学教育在学术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在相关领域或学科，昔日的辉煌恐怕早已是渐行渐远，成为久违了的回响。学术命脉恢复起来，就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所能够奏效的了。今天的人们必须追问，我们的优秀学术传统究竟是如何中断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甚至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学术，以致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坛上遭到封杀。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道：“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问题是这种“否定”和“批判”并不是学术的而是政治的，因此它所带来的不是学术上的创造和自我超越，而是极左路线的束缚、限制和干预。它不仅极大地妨碍了学术的原创力和应有进展，更为严重的是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的健全和成熟，甚至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断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面临着全然不同的历史情境和问题。现代化的取向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世纪性的历史选择，才真正有机会被提上日程。与此相适应，大学治理也无可逃避地被纳入现代性的轨道。但毋庸讳言，大学学术的人为干预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在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像人有人性，狗有狗性，现代化也有现代性。所谓现代性，笼统地说也就是使现代化成其为现代化的那个内在的理由。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被规定，但人为性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现代社会就像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现象使人们丧失对其概括的能力。但若仔细考量，还是可以有所把捉，关键是要找准其中的纹路。作为启蒙的历史—文化后果，现代性的合法性内在地蕴涵于启蒙精神之中。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启蒙就是人有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当理性被人们用来审判一切的时候，它自身却逃避了一切可能的判决。康德虽然致力于揭示理性的局限性，但理性本身固有的缺陷未曾被他真正揭示出来。因为康德只是揭示理性的外部不足，而非发现理性本身固有的致命缺陷。“上帝”被理性之“剑”杀死之后，作为主体的理性自我——人有一种取而代之的冲动。它带来的后果是僭越，即占据上帝的位置而为所欲为。这是为启蒙思想家们所始料未及的。启蒙时代的人们急于“建功立业”，有着强烈的成就欲和事业心，这也不能说是坏事，但其中所蕴藏的功利取向和对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这一切过度的急于有所作为的姿态，却破坏了自然而然的境界和那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