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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
作者：陶恒生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远走美国，在彼邦隐居数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从政事迹，似乎可以从先后不同的两个角度着眼。其一是自日本学成归国进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五年（1933～1938），在这期间，高的主要任务是与日本人谈判，他的折冲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张群、胡适等人的赞赏，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为当局不次拔擢，以不满三十之龄，从外交部研究员，而亚洲司科长，而副司长至司长，以致1938年2月由蒋介石亲自派往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蒋的亲信，甚至同年７月高瞒着蒋介石密访东京，蒋得知后大发雷霆，高仍旧不认为那是对蒋的背叛，此所以后来他随汪精卫到了上海，汪还对他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实上从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与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重光堂协议”，及制定汪精卫的出走计划起，他已背叛了蒋。
其二是从“重光堂”签约后，开始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和平运动”，到1940年1月脱离汪为止。高在这短短的十三个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运动的先驱者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其分水岭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东京之行。他在东京听到从军事将领到首相所说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这些谎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东京回香港五天后曾仲鸣在河内被杀，他深信那是日本人为离间汪蒋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 回忆录中没有记载的几项活动
（一）董道宁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之命从武汉到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会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2月15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会见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及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军部的所谓“统制派”，主张以“缓进”、“谈判”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私下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上台的方式来解决近卫首相“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难题。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
（二）高宗武密访东京
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3月7日，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于15日回到上海，会见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飞武汉汇报会谈内容。4月14日，两人飞回香港。6月23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离开香港往上海，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7月2日抵达横滨。
高宗武在东京期间，见到内阁参议松冈洋右（7月3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4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卫文麿（8日）。其余的日子则与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在一起谈话。7月9日上午离开东京前往横滨搭船回上海。
高在东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领导人可以与重庆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人取代蒋介石。影佐直言，1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态度至为明显，“如果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负责收拾局面，则双方均有转圜余地，中国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报告到重庆，并呈一信给蒋介石：
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职高宗武谨呈〔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见陈鹏仁：《抗战期间高宗武偷赴日后对蒋委员长的报告》）
周佛海先把报告给汪，汪看到报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呈蒋介石。汪精卫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高在信末说“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他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蒋介石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这等于是撤销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务，高闻讯失望病倒。
（三）在香港的活动
周佛海命周隆庠转达高宗武有关蒋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奔走”。从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伪“满洲国”两个问题。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30日，梅思平飞回香港，会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做进一步的联系。
（四）“重光堂协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与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
15日，今井带协议草案回东京汇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20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这三份文件后来得到御前会议的通过，是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军方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他们四人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11月26日密带协议文件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随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协议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11月30日，梅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夫妇一行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点半降落安南河内机场。
从以上这些活动可见，尽管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强调他自汪精卫到河内之后开始反对汪和日本人接触，反对汪去上海，反对汪继续谈判，力劝汪放弃“和平运动”返回重庆向国人认错……但至少在上述阶段，高不但是对日谈判的参与者，而且是推动所谓“和平运动”的先行者。
附带一提，高宗武在回忆录中非常轻蔑伊藤芳男其人。事实上，董道宁和高宗武之能够顺利到东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后在香港的谈判，乃至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伊藤都曾积极参与其事。据说高与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结拜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因此伊藤和高的关系必定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