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
作者：陶恒生
二零零五年六月中，承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告知，该所藏有高宗武的英文手稿，笔者即驱车至胡佛研究所，在郭博士热心协助之下，借出全稿阅读并影印。这部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去世前两个多月。
全稿为英文打字副本，存放于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 Far Eastern Survey杂志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共十五章，二百五十四页。内容分三个时期：一、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二、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三、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替，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做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封面的内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时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能够亲自捧读已尘封六十一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这部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尔(John H. 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六十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怎不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征求并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稿件予以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送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且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
二 高宗武：“和平运动”的先驱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先毕业于九州岛帝国大学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对日本政经与军事情势作细致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为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应聘中央政治学校为教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颇为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又往伪满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5月任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高宗武的从政生命很短。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三年。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协助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关东军的军官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谈判艰巨，成果勉强，但高宗武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获得敌我双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益显沉着应付，手段成熟，获得蒋介石的好评。
“七七”战事发生不到一个月，胡适就曾鼓励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并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他说：“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937年7月30～31日《胡适日记》）。并建言趁此尚可一战之时，应设法通过外交途径做最大的和平努力。蒋果然召见了高。
1938年2月，蒋介石命高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份，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高从香港秘密去了一趟东京（1938年7月2日横滨登岸），见到几位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开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中国必须换人来谈判和平，而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是最好的人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了亲信从昆明飞河内时，高还在香港。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前次所承诺的条件不符，汪大为紧张。为了探听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访东京(1939年2月21日长崎登岸)。高在东京见到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汪，强烈表示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
恰在此时（1939年3月30日午夜），重庆枪手突袭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杀汪却误杀了汪最为依靠的亲信曾仲鸣。汪就从此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轮船“北满号”到了上海，高从香港赴上海与汪等人会合。从此，高即身不由己。他的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处的六个月时间里，高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曾经多次力劝汪罢手，即使他把密约拍照秘藏之后，仍在劝汪悬崖勒马。他向汪提出三条出路：上策，立即出国公布密约；中策，搬到法租界不问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个顺民。无奈汪此时根本不考虑高的任何建议。高早就想离开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协助下做了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