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
作者：陶恒生
四脱离上海揭露密约
（一）离沪前后
1940年1月高宗武离沪赴港前后的经过，与另一当事人陶希圣二十多年后写的虽然基本一致，然仍存在一些差异（如日期、船名、对谈等），后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致。现在乘此机会加以比较订正，以下是高、陶离沪前后细节的异同之处。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二十九年（1940）一月一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 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总统号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高宗武《深入虎穴》：
签约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一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1月3日上午十时，我离开家直接奔往柯立芝总统号。……
鉴于《深入虎穴》与《潮流与点滴》分别完稿于1944年及1962年，译者倾向相信高的记忆较为正确。从以上对照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记忆的1月2日）；离开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总统号（不是“胡佛”总统号）；陶曾派女儿送信给高表示愿意一同出走，陶文则没有提及。
另外，日本军方把汪精卫一行人从河内载往上海的轮船，大多数中英文文献都称它为“北光丸”（Hokk?觝 Maru），唯独高宗武称之为“北满丸”（Hokuman Maru），译文采用后者。
（二）密约全文见报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首先公布“日汪密约”条件全文及附件，重庆及大后方各大报纸于次日同步刊载头条新闻及评论，一时轰动中外。香港《大公报》的头条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香港《玛勒西报》、《德臣西报》、《士茂西报》都竞相以显著标题处理这件大新闻，《士茂西报》形容它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上海除亲日报纸外，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英文《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及法、德、俄文报纸，纷纷以头条报道。
24日，蒋介石发表两篇文告。在《告全国军民书》中，他指出：“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定，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在《告友邦人士书》中，蒋介石阐述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国之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远关系，他沉痛地呼吁友邦速予制裁日本，迫其停止侵略，而不应再旁观中立。他说：“中国深知日本军人野心狂肆，故对于日本侵略，不惜一切牺牲，发动抗战，以惩罚此扰乱世界和平之祸首。……中国自开始即深信，中国之抗战直接保卫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生存，间接的在保护太平洋上各友邦之利益与其未来之安全。今日本野心已显露，至此各友邦之不宜再以旁观或中立之名词予野心者以放任，固彰彰明甚矣。……”
五“浙中健者“去国不归
（一）心灰意冷远离政治
高宗武毅然脱离汪伪，蒋介石甚感欣慰，称赞他为“浙中健者”。1940年3月25日，高离开香港经欧洲转往美国，离港前夕曾致驻美大使胡适一信（3月24日），说他“奉委座命来美暂住”，后来又从欧洲发一信（5月5日），说他化名“高其昌”，使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头衔的中国公务护照。他于5月20日抵达纽约，旋即奔赴华盛顿。6月14日，陈布雷电嘱胡适大使“高君在美，奉谕请使馆及领馆多予照拂并维护”。两年后（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又电告胡大使，国民党政府已下令撤销高宗武的通缉令，并说：“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故电达转告为幸。”
高在华盛顿住下后，初期尚时往中国驻美大使馆走动，后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在重庆听闻此事，写信向胡适抗议（8月14日），大骂高宗武是“高贼”、“高丑”，高从此乃少去使馆。嗣后几年高曾给胡适写过几封信，字里行间不掩对国事的关心与忧心，曾慨叹“中国今日（指1946年）的局面，似乎尚远不及1937年，这胜利声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1946年胡适离美返国后，高仍有信给他，至1948年年底为止。从此高和夫人在华府默默度日，不再过问政事，直到1994年9月24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他墓碑上的名字是“高其昌”。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和高做过几次深谈，但每欲提问当年事，高都避而不答，守口如瓶。美国学者博伊尔在他的书中说他曾当面访问过高宗武。邦克也在他的书中说曾与高宗武有许多次对谈（据唐德刚说，这本书的主要史料是根据他用英文写的一百多页高宗武访问记）。同高一齐从上海逃出的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曾多次提到高宗武。《潮流与点滴》发表于1962年，那年高五十六岁。博伊尔和邦克的书发表于1972年，当时高六十六岁。在那些岁月里，高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和其他有关他的书或文章，然而他始终不发一言，从不为别人加诸他的种种说法作任何辩解，也从来不把他的呕血力作《深入虎穴》公布于世。这种不问世事的忍劲，人们不得不佩服，也深为惋惜。
高定居美国后，陶留在香港办《国际通讯》期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陶于次年辗转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重新加入抗战阵营。世人不免疑问，蒋介石先誉之为“浙中健者”，复电胡适大使转慰“爱国之心”的高宗武，为何不再为蒋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译者倒觉得，并非蒋不用高，而是高不愿再为蒋所用。一言以蔽之，对政治心灰意冷也。蒋介石个性刚强，意志坚定，喜怒无常；汪精卫性情软弱，优柔寡断，感情用事。高从政七年，在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手下当差，对年少气盛、自视甚高的他，确实是莫大的考验，试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在蒋手下，他周旋于日本军政人员之间，必须揣摩上意谨慎行事，除了使花招扮黑脸之外，必要时还得准备随时背黑锅，一旦做错事，就得受严惩；在汪手下，则须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诱，唯恐他意气用事掉入敌方陷阱，可是汪不听他的，失望之余，只有忍痛分手。想当年高在外交部，不到三十岁就蒙蒋、汪不次提拔，先畀以对日交涉重任，复派赴香港以非官方身份与日本人接触（表面上是“非官方”，实际上人尽皆知他代表蒋介石）。然而不旋踵间，竟因私自去了一趟东京而被蒋下令停止工作，怎不为之痛心疾首，以致旧病复发咯血住院？其后，高追随了汪，满以为可对中日和平有所贡献，然而，日方固然颐指气使，条件苛刻不留余地，而汪对高的分析和劝解则每每充耳不闻，即使事不可为至踏进一步即粉身碎骨的地步，也不知及时回头跳出火坑。高是跳出火坑了，可是蓦然回首，那与汪朝夕相处的十三个月，岂非一场吓得冷汗淋漓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