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作者：雷池月
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此尤不可。
意思是说，如果这时候追究张旻的责任，那今后的继任者还怎么管理得了这些军士？但如果此时抓捕这些谋变的士兵，一定会造成首都的动乱，这办法尤其不可行。于是皇帝问：“然则奈何？”王旦答道：“陛下好几次准备任命张旻当枢密使，我一直不敢奉诏行事；现在如果擢用他，就此解除了他的兵权，那些准备作乱的兵丁自然就会安定下来。”宋真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军队果然没有再闹事。
执行什么样的人事路线，同样也是不能糊涂的大事。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往往是许多宰相的通病，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与能，唯才是举，谈何容易？除了需要见识弘远，更重要的是必须没有私心。
王旦的没有私心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因为王旦的谦让和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某次王旭在引对选人时见到了真宗，事后真宗不无感动地对王旦说：“朕向不知卿弟犹衣绿也！”——绿色是下级吏员官服的颜色。至于他的子侄，更是无一人在他生前得到过官位。女婿苏耆本已中了进士，殿试唱名时被放在诸科（即进士以外的明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时便向皇帝介绍了有关情况，皇帝问王旦，王旦却站在一边不做声。苏耆只好讪讪而退。接下来的事，史书这样记载：
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示至公也。旦为宰相，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无失礼？”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
宋朝的大臣都有举荐贤良的任务。王旦对于朝野的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都很注意，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才。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史官们整理《真宗实录》时才得以公开，王旦“不树私恩”的胸怀引发了一片赞扬。他对于走后门“跑官”之类行为（哪怕只是迹象）极力抵制。谏议大夫张师德两次上王旦家，都没见着人，他怀疑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请参知政事向敏中向王旦作些解释。恰好此时知制诰出缺，王旦主动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向问所以，王旦说：“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复奔竞，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向还想替张说说情，王旦说：“等等再说吧，让他吸取教训对于匡正风气也有好处。”
“正邪自古同冰炭”，王旦在这方面的是非判断力是很强的。王钦若和丁谓两人后来都当过宰相，是历史上有定评的奸邪小人，但当时却被公认为有才干而受到皇帝宠信。《宋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很有意思：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反对任命王钦若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当时却是最具说服力的，于是才得以实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至于丁谓，当时的劣迹还不甚彰显，有人问王旦：“丁谓久远当何如？”王旦说：“有才，德行却不行。将来得了高位，让有德的人帮助他，也许能得个善终，若独握大权，必然自取其祸。”后来丁谓的命运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
寇准这人也有些毛病，但王旦一直认定他是正面人物，在寇准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给予他许多保护和支持。王旦病危辞职的时候，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班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一个。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显然是固执己见的意思。
王旦身为一千年前的封建官僚，在人事这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公正、清廉和坚持原则，实属难能可贵。
二、“鼻吸三斗醋”，“肚里好撑船”
北宋的首任宰相范质曾有一句名言：“人能以鼻子吸进三斗（斗：酒器，量具）醋，才可以当得宰相。”这是他在周、宋两朝任职宰相的最中肯的心得。用鼻子吸醋，而且要多达三斗，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它需要多大的忍劲！什么痛苦呢？想必就是宰相履行职务时所招致的猜疑、误解、敌视和攻讦等等，由于宰相的独特地位，这些痛苦源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包括君主、宫闱、同僚、部属、士林、百姓，有时甚至源于自己的内心，那就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时候，那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感觉。民谚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就是指当面临上述这一切时，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宫廷和政府之间，矛盾的消长起伏，贯穿于封建帝国的全部历史。因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协调宫府关系往往成为检验宰相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首脑，他既是皇帝意志的主要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当这一意志发生谬误的时候，他又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民众权益的责任。真宗赵恒是个很平庸的皇帝，无论是忠良或者奸佞都能影响甚至左右他的意志。王旦在政府主持工作十八年（参知政事六年、宰相十二年），内政、外交各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特别是帮助赵恒规避过一些严重错误，因而颇受他的信任和尊重，就像史书里所说的“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这里显然已经不止信任和尊重，而且含有忌惮的成分。一次宫廷失火，王旦对真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这意思是要真宗下罪己诏，因为天灾示惩首要目标当然是皇帝而不是宰相，真宗觉得有理，照办了。后来查出失火并非天灾，而是人祸，皇帝觉得很没面子，便下令彻查此案，论死罪的达一百多人。王旦又说话了：“始火时，陛下已罪己诏天下，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王旦这样说，救人的动机是好的，但逻辑上显然有问题，有点强词夺理，赵恒却接受了，让此事不了了之。
王旦深知，皇帝言听计从是宰相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而难得的条件，而要长期而稳固地保持这种状况，自己也必须有所妥协，有时就要牺牲原则，“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赵恒这人虽然平庸，却也并无太昭著的劣迹，留给后世最大的疵议当属“天书”事件——自欺欺人，无聊愚昧，而且劳民伤财，败坏风气。从一开始，他就担心王旦不支持、不配合，问身边的人：“王旦得无不可乎？”等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把王旦召到宫内君臣对饮，席前尽拣好话说，最后送给王旦一坛酒，并且说：“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尽是珍珠。“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王旦一生清廉，当然不会是因为得了财宝而放弃原则。试想，至高无上的皇帝居然不惜对臣下实行“贿买”，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这里已经是妥协的底线，下一步他将采取不惜一切的手段来实施他所认定的计划。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儒家明哲保身的信条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墙倒下来，人砸死了，什么戏也没法往下唱了。积极的态度应该是先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而继续发挥在历史中的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