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作者：雷池月
儒家的政治理念中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宗法制度的产物，它的秩序系统是依靠等级制度来维持的，于是君权至高无上，可是它崇尚的理想却是那个美妙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专制的皇权能导致这一切吗？政治道德化正是为了协调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应运而生的。它是一支平衡的杠杆，既要遏制暴君的权力，更要惩罚暴民的反抗，儒家设计的文官制度就承担着这一任务的实际操作。君是仁君，民是顺民，这就是文官制度发挥作用的成功标志。宰相是百官之首，是决定文官制度运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因此，在道德化的政治理念的实践过程中，宰相必然被要求表现为道德的楷模，凡符合要求的便称之为贤相。君有仁君、暴君、昏君，相有贤相、奸相、庸相，都是儒家政治学里相匹配的概念。
做宰相难，原因在于他处在封建政治的枢纽位置，君相、君民、官民、宫府、僚属各种矛盾在他这里汇集，这就要求他不仅有远见卓识，能知人善用，更要能宽容大度（忍人之所不能忍），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要善于揣摩圣意，因势利导，把体制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恶果减低到最小程度。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十一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达到了贤相标准的有好几位，当然都不够全面，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应当首推王旦。
王旦（957—1017），山东莘县人，父亲王佑，五代汉、周之间便已出仕，在赵匡胤、赵光义时期当过尚书兵部侍郎，以清廉正直闻名。王旦幼年“好学有文”，父亲对他寄予很高期望，说“此儿当至公相”。王旦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官授大理评事（最高法院的一般法官），任职平江（今江苏苏州）知县（宋时官与职是分离的，官只是享受待遇的级别）。平江的官衙里，相传一直闹鬼，王旦到任的前一天夜里，守吏就听见群鬼互相呼叫：“相君至矣，当避去。”从此再无鬼魅作祟的事情发生。这当然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传闻，但一个小小地方官，倘若没有很好的政声，这类传闻是决不会产生的，即使一时出自谄谀的宵小，也很快就会被湮没。由于政声良好，王旦被荐为著作佐郎（相当于中央级研究机构的编审之类），编了一部《文苑英华·诗类》，很受好评，升迁为殿中丞（官），任郑州通判（职），算是上了“副厅级”的台阶。后来又转调濠州等地，任过转运使、知州之类。
王旦不喜欢处理琐碎繁杂的刑名、钱谷等事务，因而不愿呆在地方上做官，主动献文朝廷并通过面试，被调到中央，先是入直史馆，后不久授官右正言，知制诰。入直史馆，是很高的荣衔，相当于龙图阁或枢密院直学士的地位，右正言和左正言则类于中书省的纪检组长，而王旦的实际职务是知制诰，干的是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活，当然，知制诰往往不止一人，但至少要算副部级吧。十年前他父亲也曾是知制诰，现在子承父业，一时传为佳话。懂得相术的知开封府钱若水，见到王旦就夸他：“真宰相器也。”并且在朝堂上说：“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才，贵不可涯，非吾所及。”但是，王旦晋升却不算快。他比寇准大四岁，两人同年中进士，而寇准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参知政事，王旦任参知政事却已经四十四岁了。到了将满五十岁那年，才接替了寇准的相位。提升得慢，可能是由于作风过于沉稳持重，但他登上相位之后，却一干就是十二年，直到因病重而在临死前辞职。宋代宰相更换很频繁，连续任职时间之长好像没有出王旦之右者，这说明王旦确实是一个当宰相的材料，虽然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可以彪炳于史册的勋业，但决没有人因此而视他为尸位素餐的庸相，相反，史籍的评价都认可他一代贤相的地位。
对王旦的历史评价得自于他长期而扎实的表现的积累，归纳起来，大致不外如下几个方面，用套话来表述难免显得一般，但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
一、“胸中有全局”，“大事不糊涂”
人们常把宰相比为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以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决非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上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竟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的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吕端就是因为“大事不糊涂”而被评价为一个称职的宰相，他一生最辉煌的事迹就是太宗死后拥立太子（真宗），平时有点黏黏糊糊的他，当机立断，粉碎了宣政使王继恩（就是当年赵匡胤临终时把赵光义领入宫的那个太监）、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改立楚王元佐的政变阴谋，表现了过人的机智与胆量。王旦在这方面也有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现。
景德元年（1104）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州。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请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首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所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景德四年（1007），王旦刚当上宰相不久，就对“扰民特甚”的酒税征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酒类（包括制酒的曲）作为国家专卖商品由来已久。五代之际，法苛刑峻，后汉的规定是私制酒曲者一律处死，后周时改为制曲五斤以上处死。宋初进一步放宽，私制酒曲十五斤以上、以私酒入城三斗以上才处极刑，数额以下，量刑递减。为了控制民间制酒流入市场，对酒类生产课以重税，当酒税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时，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要创造政绩的官员积极性更是必然随之高涨。为了核实制酒和收税的数量，中央向地方派出大量的“专员”，这些“专员”都希望自己负责核查的地区数额高，以此显现自己的能力，于是虚报成风。虚报了产量自然就要多交税，这种毫无道理的负担使民众苦不堪言。免除这项苛政，王旦制定的政策其实很简单，一条是撤销酒税官员，因为这些官员“务贪劳绩，不恤民困，竞以增益课利为功”。道理是谁都明白的，想升官，得有政绩，当了征税的专员，征税的多少自然就是衡量政绩的标准，要纾解民困，首先得撤掉这些官。第二条是根据中等年景（民间酿酒数量必然是由当年的年景确定的）立下一个定额，“自今中外（指中央和地方）勿得更议增课”。这两条的效果很成功，一举去掉了多年以来压在百姓头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