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作者：雷池月
王旦和同僚的相处之道，更能证明他博大的胸怀。他把宽容视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因此终生奉行在妥协中求团结的原则。虽然对于危害国家和百姓的人和事，他也斗争，也抵制，但从来不使用整人的手段，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基于个人原因的私敌，即使是对他曾经有过误会甚至抱怨的人，到头来都只会发出一声感叹：“王公器识，人所难及也。”寇准做枢密使的时候，王旦主持中书省。有次中书省给枢密院发文，违反了公文格式，寇准向皇帝打小报告，皇帝批评了王旦，还处分了有关人员。后来枢密院给中书省发文，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小吏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兴冲冲地呈交给王旦，王旦却让退回枢密院，寇准知道后，惭愧至极。《续资治通鉴》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王）旦每见帝，必称（寇）准才，而准数短之。帝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
官员之间的关系，倘若不是同一条线上的人，很难与人为善，不诽谤中伤，不落井下石，便已十分难得，像王旦这样的胸怀，古今能有几人？而且绝对不是口里说得好听，背后却使出阴招睚眦必报（这种情况官场中比较多见），王旦后来竭力保举寇准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举荐从来不让寇准本人知道，直到1015年寇准因犯错误被罢了官，找王旦说情，想保留原级别待遇下放去当节度使，当时被王旦以不受私请为由拒绝，可事后，王旦却对真宗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且有才望，若与使相（宰相级别的节度使），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真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寇准去谢恩的时候，告诉其中原委，寇准这才慨叹王旦的人格为自己所不如。
王旦当首相，有些奏章常常不经皇帝披阅就直接批示，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张知白等提出：“每见奏事，其间有不经上览者，公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王旦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感谢，不作解释。王曾等人后来只好向真宗打小报告——《宋史》里写道：
一日奏对，旦退，曾等稍留，帝惊曰：“有何事不与王旦来？”皆以前事对。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谨奉之。”曾等退而愧谢，旦曰：“正赖诸公规益。”略不介意。
这种“略不介意”的态度，在充满机心和敌忾的官场是十分难得的。王旦之所以享有极高的人望，被尊为“一代贤相”，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种“肚里好撑船”的宽广胸怀。
三、不敛财，不恋栈，清廉俭朴，温良敦厚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宰相的富贵固然是由于远远高于百官的俸禄，更重要的却是来自多不胜数的馈赠。富贵对于人的诱惑力是很难抵御的，到了宰相这种地位，更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自古以来，哪怕是堪称一代名相甚至贤相者，自奉俭约的甚为少见，因为少见，于是在这些佼佼者身上，便会闪烁出最受尊崇和景仰的美德的光辉，而王旦绝对是其中数得着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官员不敛财，首先得不爱财。对财产的态度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而对王旦平生，史书上有四个字的概括：“冲淡寡欲。”他在中书省当领导十八年，一直拒绝下属的孝敬，但来自皇帝的恩赏，全部辞谢于情理不合，于是累计起来便也可观，他从不动用，置放在庭前，看着这些财宝，他常常浩叹：“生民膏血，安用许多！”病危临死前，他将皇帝送的慰问金五千两白银全数“还献”，还在表文里附上了四句话：“已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
财富对他“无所用”，而且被视为“咎殃”之源，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诱惑。封建官员一般都会置办田产，作为他日退出官场后养家处世的本钱，然而，王旦“生平不置田产”，他的观点是：“子孙当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不仅如此，房屋破陋，不肯重建，说是先人旧庐，损之为不孝；衣服从来都不追求华美，家人中有谁穿得太漂亮，他就故意闭目不视。子侄们看到上好的玉带，想买下来，征求王旦的意见，王旦要他系在身上，并问他：“还觉得好吗？”答道：“系在身上，自己怎么看得到？”王旦说：“自己负重而只是让别人叫好，不觉得太辛苦了吗？快还回去。”对于财产、享乐和虚荣抱这种态度的人，实属罕见。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吏，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贪污腐败是常态，只是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个人，会有些程度的差别而已。许多皇帝都有过整饬吏治的宏愿，但没有谁取得过真正的根本性的成效。正由于这一点，专制制度下的百姓把清官当成了救星和偶像，清官们的崇高形象其实是由其资源的稀缺性所构成的。
“淡泊明志”的君子既然能远离财富的诱惑，当然便不会恋栈权位，特别是在力不从心或者心怀愧疚的时候。王旦羸弱多病，在违心地接受了“天书仪仗使”和“封禅大礼使”这两个使命之后，内心的煎迫更使健康每况愈下，所以“自东鲁复命（从泰山封禅回来），连岁求解（辞职）”，但一直未获批准。又拖了几年，“帝睹其形瘁”，才“悯然许之”，不过也没让他全退——原来是宰相兼枢密使，改为枢密使而不再兼宰相。病得走不动了，让轿子抬进皇宫，值班官员扶着上朝。虽然是旷古少有的“圣眷”，但确实有违他本人求退的私衷，不久王旦便去世了，真宗读到他的遗表时，“泣下久之”。
所谓“一代贤相”王旦，他的高大的历史形象无疑是儒家文化长期教化的结果，而这样一个（或者一批）典型也证明了儒家精神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虽然我们不可以据此就认定权力的道德化是一个普适性的原则，但至少可以承认它还是具有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西哲有云：“权力带来腐蚀，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蚀。”而在真正的儒家眼里，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可抗拒的腐蚀性，因为，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塑造的。权力现象恐怕永远不会和人类告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所可能造成的恶，也永远无法完全规避，但是人类却有能力也有必要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从理论上说，一切恶都是制度的产物，虽然许多恶是由人具体实施的。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绝对完善的制度，但是教育却可以塑造出越来越多的心智健全、品质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