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作者：李兆忠
据张大千自己交代，他会见毕加索，起因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因为该文章以毕加索的口气，骂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而他的习惯是“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对我批评、挖苦我、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看了这篇文章，张大千萌生了拜会毕加索的念头。
然而，促使张大千会见毕加索的显然不止这些。大家知道，张大千是一个喜欢热闹、好结名流达官、善于经营的画家，何况此时已积累了足够的艺术资本，尤其那史无前例的敦煌之旅，使他名声远播，在某些西方人的眼中，张大千俨然就是东方画坛的代表。1956年夏，张大千应邀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特别是后一个展览，为吸引观众的眼球，主办方特意将张大千的展览放在卢浮宫东画廊，同时在西画廊举办“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遗作展，这样做客观上将张大千与马蒂斯置于东西绘画双星并列的位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大千自信堂堂地走进毕加索的别墅。
此举确实显示了张大千不凡的气度与胸怀。不像徐悲鸿将西方现代绘画视若洪水猛兽，不遗余力地抨击，张大千则是以“万物皆备我”的心态对待西方现代艺术，一切复杂的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张大千有一段著名的画论：“在我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4〕然而，这通达公允的背后，却是当仁不让的“大中华主义”。在卢浮宫西画廊参观马蒂斯的作品时，张大千就认定，“马蒂斯是学敦煌的，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耐人寻味的是，这套“西学中源”的逻辑，同样也在毕加索那儿得到了证实。
令张大千颇为得意的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荐、被周围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自报家门会见毕加索的。当时的毕加索，声誉之隆，脾气之怪，架子之大，确是事实。难怪当张大千表示要“会会毕加索”时，周围的朋友面露难色，不仅赵无极，这位在法国画坛已有点名气的中国画家不赞同，怕碰钉子，伤张大千面子〔5〕，就连卢浮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不敢受这个托。对此。张大千很不以为然，他的理由非常充分：“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有什么不能见面的？毕加索架子大，我张大千去拜访他，他就有面子了，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他总要说个理由。”一气之下，张大千决定自己行动，他找了一个姓赵的中国翻译，看准时机，电话直接打到毕加索府上，事情出人意料的顺利，毕加索约他第二天上午就见面〔6〕。
作为后人我们现在知道，张大千能够如此顺利地会见毕加索，齐白石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先行访问过毕加索，其中的张仃将一套荣宝斋的木版水印《齐白石画册》送给了毕加索，对中国画本来就有兴趣的毕加索如获至宝，之后一直都在临摹。正如张大千讲述的那样，落座甫定，主人就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全是学齐白石的，请他指正。他没想到，这位名扬世界的西画大师竟是中国画的爱好者，于是就向他讲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用笔技巧，毛笔的工具性能，不求形似重写意，听得毕加索频频点头。接下来，就是那番在中国艺术界广为流传的毕加索名言——毕加索开门见山就问张大千：“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见张大千惊讶的样子，他解释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进一步强调：“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这番话仔细琢磨起来颇令人生疑：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日本的艺术、黑人的艺术，也不见得非要妄自菲薄，宣布“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不符合起码的历史事实，何况，毕加索自己就是白种人。毕加索何出此言？他的原话果真是这样说的吗？还是翻译有问题？抑或是张大千自己的发挥？这一切现在都已无从考证，我们只能作这样想：作为一个个性强烈、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毕加索对西方的文化艺术发出偏激之论并不奇怪，但说“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则不大可能，这在毕加索的谈艺资料里也找不到佐证；问题也许出在翻译，因为翻译是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将毕加索的话作了曲译，张大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于是，就成了“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因为在张大千的意识中，是很愿意听到这种话的，这正好符合他“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心态，因此而“感奋不已”〔7〕。
有一个花絮值得一提：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一位画商在一旁恭候，带着几幅要求鉴别真伪的毕加索作品，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请他代为鉴定，张大千经过一番辨认，立即分出真伪，令毕加索大为高兴，在一旁的画商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这个讲述同样令人生疑，张大千对毕加索的创作素无研究，对他的立体主义和魔术般的变形也不得要领，这从毕加索赠他《西班牙牧神像》的过程上就可证实，此画变形剧烈，方形人头，大嘴嘻开，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在一边，满头蝌蚪似的须发。张大千这样讲述赠画的经过：“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这段时间里……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啰，毕加索反问了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一看来顺眼的再表示兴趣……”〔8〕这番话表明，张大千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变形真的不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不懂，怎么谈得上鉴定？张大千难道真的撞了大运？
从张大千的自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张大千的四太太徐雯波在这次会见中起了重要的润滑作用。我们不妨设想，当一位身穿长衫、美髯飘胸的中华奇人伴随着一位年轻貌美的东方佳人出现在毕加索眼前时，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和兴奋。西方本来有“女士优先”的风气，而毕加索更是一个浪漫成性的人，一生追逐女人无数。毕加索一般不轻易赠人作品，那天却一反常态，慷慨赠画给客人，恐怕要归功于张夫人的魅力。毕加索不仅留他们共进午餐，餐后还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他的古堡庄园。那天张夫人带着照相机，一向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毕加索，这次应张夫人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毕加索带他们到花园，兴高采烈地与他们合影，他让张大千戴上一个马戏团小丑用的大鼻子，让张夫人斜戴一顶船形小帽，自己则拿一张报纸剪去三个孔后蒙在脸上作面具，在众人的大笑声中，由赵翻译为他们合拍了一张“化装照”。其时，花园中有一位等待毕加索接见的意大利画家，见此情景，凑上来想与毕加索合影，却遭毕加索拒绝，这位画家转而请求张夫人，终于如愿以偿，看在这位东方夫人的面上，毕加索同意与该画家合影，前提当然是由张夫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