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作者:李兆忠




  尽管张大千不懂毕加索的绘画,却从不怀疑毕加索的艺术才能与艺术功力。六年以后,张大千重游巴黎,在义妹费曼尔经营的“大观园”餐馆里,见到了毕加索画的中国画《草上刀螂》。在后来的自述中,张大千这样写道:“这次我看到这幅画,我不敢说,比起六年前在毕加索家里看到他学的中国画进步,我却感觉到已经更加有中国画的神韵。我一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9〕这是很中肯的评判,符合张大千的胸怀。
  
  三
  
  对于张大千来说,毕加索仅仅是他丰富多彩人生中的一个插曲,一个值得夸耀的点缀;对于张仃,毕加索则是他生命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的砝码,一个合成性因素。唯其如此,在那个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社会生活日趋粗鄙化的年代,他得到了“毕加索加城隍庙”的称号,就像“印象派”、“野兽派”,后来变成一个响亮的命名,甚至成了张仃的艺术品牌。确实,假如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毕加索那样的多才多艺、风格多变的画家,这个人非张仃莫属,同样,假如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寻找最懂毕加索的人,这个人亦非张仃莫属。
  作为毕加索的知音,张仃与毕加索的灵魂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契合。张仃首次接触毕加索的作品,是1932年在北平私立美专国画系读书时,那时他年仅十六,作为一位东北流亡青年,心灵正遭受巨大的创痛。一次在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张仃看到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毕加索雄强的气质、丰沛的激情、大胆的叛逆和自由的表达,深深地刺激了他。本来就对学校保守风气不满的他,现在更加无心临古,画那种高冠贵胄、闲情逸致的文人画了。在美专一周年的展览会上,张仃公然以丈二宣纸,画了一批罗汉鬼怪之类,结果引起先生与同学们的嘲笑。两年后,由于参与组建左翼美术家联盟,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三年半,后“念其年幼无知”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张仃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其中一幅作品,就是凭记忆复制的毕加索的《小丑》。甚至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张仃仍然不忘毕加索,用变形的手法给延安的文化人画漫画,在鲁艺的讲坛上开讲西方现代绘画,结果给自己带来麻烦,被左派视为异类。鲁艺美术系的领导、漫画家蔡若虹最看不惯张仃喜欢毕加索,常拿这件事嘲讽他。他们的窑洞靠得很近,有一次蔡若鸿请客,在院子里宰鸡,当着众人面,把剁下的鸡头称作“毕加索”,还宣称毕加索那样的“立体派”,他一天可以画几十幅。
  1940年在重庆,张仃看见了毕加索的《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兴奋得不能自持,四十年后张仃这样激动地忆写:“我看见一个少女的正面与侧面,经过概括了的,化了妆的,明艳照人的脸,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黑发,黑上衣,花格裙,典型的法国美女。如用古典的方法描绘,顶多不过是一幅时装广告而已。毕加索用最现代的方法,画了最现代的美女典型。他是冷静分析,大胆概括,热情表现。”“十年之后,我再次看到她的复制品,依然使我心动;再过十年,将依然如此。我看之不足,就用中国画的工具,进行临摹,我要通过实践,来经历他的美感体验。”〔10〕
  张仃对毕加索的变形为什么有如此的理解?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以中国民间艺术的眼光来看,毕加索的变形并非不可理解,在中国古代的岩画、壁画、年画及民间剪纸中,这种造型方式并不鲜见。事实上,毕加索也是受了非洲民间艺术——雕刻的启发,才诱发一场划时代的艺术变革。人类原始的感觉与灵性,最具艺术性,最不受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束缚。毕加索的过人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现代人,能够穿透现代文明的屏障,返回自然的家园,像儿童一样无拘无束地观察生活,创造艺术。此中的奥秘,自幼在中国北方民间艺术氛围中成长,对民间艺术有着特殊爱好的张仃心领神会。因此,与张大千随机一动的访问不同,张仃在拜访毕加索之前,与毕加索已有二十多年神交的历史,对他来说这次会见具有圆梦的性质。
  1956年春,张仃赴法国巴黎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临行前他将一对珍藏多年的杨柳青民间门神版画收入囊中,因为他有一种预感:这次的法国之行能够见到毕加索,并且相信,毕加索看见这对门神,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他要把它送给毕加索,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新的刺激。
  在巴黎工作时,张仃结识了赵无极,从他那儿了解不少毕加索的情况。博览会结束后,赵无极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张仃到处寻访毕加索的作品,还带他去了正在筹建的毕加索博物馆的仓库,看到了大量毕加索的原作。交谈中,张仃透露了希望拜访毕加索的念头,对此赵无极并无把握,但考虑到张仃是新中国委派的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红色艺术家,来头不小,而毕加索是法共党员,与新中国关系很好,通过法共的关系也许能如愿。赵无极还给张仃提议:如果拜访毕加索成功,不妨请他做中国的荣誉公民,并且邀他到中国访问。
  就在张仃琢磨如何拜访毕加索时,一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到法国,团长冀朝鼎,成员有化学家侯德榜,作家李霁野、何家槐,国画家王雪涛,桥梁专家茅以升,歌唱家郎毓秀,还有一位女政工干部。张仃接到文化部一纸电文,奉命加入代表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拜访毕加索,因为毕加索法共的身份,这个建议马上获得通过。通过法共的联络,事情一帆风顺,毕加索热烈欢迎中国同志。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法国南部坎城毕加索的别墅。
  作为一次礼节性拜访,这次访问无疑很成功,其情形在李霁野的《致毕加索同志》一诗中有具体记述〔11〕,然而对于张仃来说,这不是一次尽兴的拜访,而且留下一个不小的遗憾:他为毕加索精心准备的那对民间门神版画,由于那位女政工干部的阻拦未能送出,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不宜送外国客人,以免闹笑话,影响新中国的形象。幸亏张仃随身还带着一套《齐白石的画册》,于是拿它代替门神,齐白石是新中国推崇的“人民艺术家”,当然没问题。然而,女政工干部又节外生枝,要求这套画册和代表团的礼品——景泰蓝玉雕之类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政府的礼物一起送给毕加索,这次张仃不干了,坚持以个人的名义赠送毕加索,也许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也就通过了。还有,请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的事,张仃一心促成,代表团却无权决定,结果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张仃坚持以个人名义赠送毕加索客人礼物,严格地说有违外事纪律,不同于张大千会见毕加索纯属个人访问,张仃是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的一员的身份拜访毕加索,受到严格的外事纪律的约束,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而张仃竟然不顾这些,由此显出他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性格。
  尽管如此,这次会见仍有令张仃难忘的地方。当张仃请毕加索到中国访问时,毕加索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这个回答很见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是一个罕见的艺术创新狂,每一次生活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画风的改变,然而此时毕加索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不可能再像过去消化非洲黑人艺术那样,去消化中国的艺术。最重要的是,那套齐白石的画册,引起毕加索极大的兴趣,使张仃深感欣慰。这套画册果然对毕加索晚年的艺术创作带来某种微妙的影响。
  合影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盯着前方,张仃西装领带,身子笔挺,脸上绽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中,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亲子。已是世界艺术巨星、每天接受四面八方朝拜的毕加索,对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年轻同行素昧平生,也许凭直觉感受到他们是艺术上的同道吧,假如他知道,这位中国同行从小就崇拜他的艺术,为此受过不少误会和打击,日后还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不知他会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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