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作者：李兆忠
三
对于张大千来说，毕加索仅仅是他丰富多彩人生中的一个插曲，一个值得夸耀的点缀；对于张仃，毕加索则是他生命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的砝码，一个合成性因素。唯其如此，在那个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社会生活日趋粗鄙化的年代，他得到了“毕加索加城隍庙”的称号，就像“印象派”、“野兽派”，后来变成一个响亮的命名，甚至成了张仃的艺术品牌。确实，假如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寻找一个毕加索那样的多才多艺、风格多变的画家，这个人非张仃莫属，同样，假如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寻找最懂毕加索的人，这个人亦非张仃莫属。
作为毕加索的知音，张仃与毕加索的灵魂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契合。张仃首次接触毕加索的作品，是1932年在北平私立美专国画系读书时，那时他年仅十六，作为一位东北流亡青年，心灵正遭受巨大的创痛。一次在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张仃看到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毕加索雄强的气质、丰沛的激情、大胆的叛逆和自由的表达，深深地刺激了他。本来就对学校保守风气不满的他，现在更加无心临古，画那种高冠贵胄、闲情逸致的文人画了。在美专一周年的展览会上，张仃公然以丈二宣纸，画了一批罗汉鬼怪之类，结果引起先生与同学们的嘲笑。两年后，由于参与组建左翼美术家联盟，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三年半，后“念其年幼无知”改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张仃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画漫画揭露社会黑暗，其中一幅作品，就是凭记忆复制的毕加索的《小丑》。甚至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张仃仍然不忘毕加索，用变形的手法给延安的文化人画漫画，在鲁艺的讲坛上开讲西方现代绘画，结果给自己带来麻烦，被左派视为异类。鲁艺美术系的领导、漫画家蔡若虹最看不惯张仃喜欢毕加索，常拿这件事嘲讽他。他们的窑洞靠得很近，有一次蔡若鸿请客，在院子里宰鸡，当着众人面，把剁下的鸡头称作“毕加索”，还宣称毕加索那样的“立体派”，他一天可以画几十幅。
1940年在重庆，张仃看见了毕加索的《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兴奋得不能自持，四十年后张仃这样激动地忆写：“我看见一个少女的正面与侧面，经过概括了的，化了妆的，明艳照人的脸，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黑发，黑上衣，花格裙，典型的法国美女。如用古典的方法描绘，顶多不过是一幅时装广告而已。毕加索用最现代的方法，画了最现代的美女典型。他是冷静分析，大胆概括，热情表现。”“十年之后，我再次看到她的复制品，依然使我心动；再过十年，将依然如此。我看之不足，就用中国画的工具，进行临摹，我要通过实践，来经历他的美感体验。”〔10〕
张仃对毕加索的变形为什么有如此的理解？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以中国民间艺术的眼光来看，毕加索的变形并非不可理解，在中国古代的岩画、壁画、年画及民间剪纸中，这种造型方式并不鲜见。事实上，毕加索也是受了非洲民间艺术——雕刻的启发，才诱发一场划时代的艺术变革。人类原始的感觉与灵性，最具艺术性，最不受现代理性和文明的束缚。毕加索的过人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现代人，能够穿透现代文明的屏障，返回自然的家园，像儿童一样无拘无束地观察生活，创造艺术。此中的奥秘，自幼在中国北方民间艺术氛围中成长，对民间艺术有着特殊爱好的张仃心领神会。因此，与张大千随机一动的访问不同，张仃在拜访毕加索之前，与毕加索已有二十多年神交的历史，对他来说这次会见具有圆梦的性质。
1956年春，张仃赴法国巴黎任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临行前他将一对珍藏多年的杨柳青民间门神版画收入囊中，因为他有一种预感：这次的法国之行能够见到毕加索，并且相信，毕加索看见这对门神，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他要把它送给毕加索，给他的艺术创作带来新的刺激。
在巴黎工作时，张仃结识了赵无极，从他那儿了解不少毕加索的情况。博览会结束后，赵无极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张仃到处寻访毕加索的作品，还带他去了正在筹建的毕加索博物馆的仓库，看到了大量毕加索的原作。交谈中，张仃透露了希望拜访毕加索的念头，对此赵无极并无把握，但考虑到张仃是新中国委派的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红色艺术家，来头不小，而毕加索是法共党员，与新中国关系很好，通过法共的关系也许能如愿。赵无极还给张仃提议：如果拜访毕加索成功，不妨请他做中国的荣誉公民，并且邀他到中国访问。
就在张仃琢磨如何拜访毕加索时，一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到法国，团长冀朝鼎，成员有化学家侯德榜，作家李霁野、何家槐，国画家王雪涛，桥梁专家茅以升，歌唱家郎毓秀，还有一位女政工干部。张仃接到文化部一纸电文，奉命加入代表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拜访毕加索，因为毕加索法共的身份，这个建议马上获得通过。通过法共的联络，事情一帆风顺，毕加索热烈欢迎中国同志。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代表团一行来到法国南部坎城毕加索的别墅。
作为一次礼节性拜访，这次访问无疑很成功，其情形在李霁野的《致毕加索同志》一诗中有具体记述〔11〕，然而对于张仃来说，这不是一次尽兴的拜访，而且留下一个不小的遗憾：他为毕加索精心准备的那对民间门神版画，由于那位女政工干部的阻拦未能送出，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不宜送外国客人，以免闹笑话，影响新中国的形象。幸亏张仃随身还带着一套《齐白石的画册》，于是拿它代替门神，齐白石是新中国推崇的“人民艺术家”，当然没问题。然而，女政工干部又节外生枝，要求这套画册和代表团的礼品——景泰蓝玉雕之类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政府的礼物一起送给毕加索，这次张仃不干了，坚持以个人的名义赠送毕加索，也许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也就通过了。还有，请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的事，张仃一心促成，代表团却无权决定，结果不了了之。现在看来，张仃坚持以个人名义赠送毕加索客人礼物，严格地说有违外事纪律，不同于张大千会见毕加索纯属个人访问，张仃是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的一员的身份拜访毕加索，受到严格的外事纪律的约束，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而张仃竟然不顾这些，由此显出他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性格。
尽管如此，这次会见仍有令张仃难忘的地方。当张仃请毕加索到中国访问时，毕加索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太好了，但我年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上）又有一个大的变化，自己会受不了。”这个回答很见毕加索的个性，毕加索是一个罕见的艺术创新狂，每一次生活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画风的改变，然而此时毕加索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不可能再像过去消化非洲黑人艺术那样，去消化中国的艺术。最重要的是，那套齐白石的画册，引起毕加索极大的兴趣，使张仃深感欣慰。这套画册果然对毕加索晚年的艺术创作带来某种微妙的影响。
合影照片上，七十五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盯着前方，张仃西装领带，身子笔挺，脸上绽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中，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亲子。已是世界艺术巨星、每天接受四面八方朝拜的毕加索，对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年轻同行素昧平生，也许凭直觉感受到他们是艺术上的同道吧，假如他知道，这位中国同行从小就崇拜他的艺术，为此受过不少误会和打击，日后还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不知他会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