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作者：李兆忠
从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少量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张仃对毕加索的借鉴谨慎而有分寸，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张仃对毕加索的艺术作了巧妙的剥离，取其形（高超的艺术变形），遗其神（颓废变态心理），真实地表达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人民欣欣向荣、刚健清新的情感，符合“真、善、美”原则；其次，张仃是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笔墨翻译毕加索的语言，洋溢着中国的气派和情调，符合“洋为中用”的原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竟遭如此的命运，可见那个时代疯狂到什么程度。
作为毕加索的真正知音，张仃并不喜欢谈论毕加索。1983年，毕加索原作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人们想起了张仃，多家新闻媒体约他谈谈，均被谢绝。后来张仃终于写下了《毕加索》一长文，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谈毕加索的文章。文章一上来就解释：他不想谈毕加索，并不是害怕再来一次十年动乱，而是因为喜欢毕加索；绘画艺术，用语言解说，往往徒劳，毕加索的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毫无偏见的去看，它会告诉你一切。文章从毕加索的语言、毕加索的善与真诚、毕加索的热情与勇气、毕加索对美的规律的发现、毕加索对美术遗产的继承五个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毕加索。张仃将人们看不懂毕加索的绘画，归结为艺术上的无知和多年来极左思潮、庸俗社会学的禁锢。他这样为毕加索的绘画不能“悦目”辩护：“对于反对者来说是‘不堪入目’，这等于一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以为爱因斯坦与数学无关一样。”〔12〕
确实，张仃太喜爱毕加索了，喜爱到极致，难免爱屋及乌，甚至不及其余。张仃是一个人格单纯、艺术眼光敏锐的人，艺术感觉的高度发达与对人事纷纭的懵懂，形成巨大反差。他对毕加索艺术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至少从形式层面看，是极到位的。然而现实中的毕加索，要比张仃心目中的复杂得多。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善与恶、神与魔、文明与野蛮、人生探索与人生游戏，总是彼此不分地交织在一起，这无疑是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及其文化传统对毕加索塑造的结果。正如英国作家、画家、美术史家罗兰特·潘罗斯说的那样：“毕加索不满足于只看到别人已经看到的地方，他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他追问和探究表面现象。在他的凝视下，美才被剥去了一种传统看法所制造的伪装，那种看法曾经假定了美和丑之间的一种对照，并把两者像白昼和黑夜那样区分开来。他从来不做美的敌人和丑的战士，像某些人要使我们认为的那样。他使我们看到了美的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略）在自然界，美与丑是一对难解难分的伴侣，毕加索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表达出他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界的爱。他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承认自然界的规律。”〔13〕相比之下，张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基本上没有超越古典的“真、善、美”，体现在对毕加索的解读中，就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健康、严肃，接近“真、善、美”的那一路作品，而对另一类颓废色情、心理变态之作则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张仃是借毕加索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这样一来对毕加索的误读是在所难免的。比如他这样解读《哭泣的女人》（1937年）：“在二次大战前夕，毕加索似有预感，他画了《哭泣的女人》，在那么巨大的痛苦中哭泣的女人，令观者颤栗——这种画，用别的方法，决不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毕加索不是用手，是用他的心，是用他的灵魂来画的。”〔14〕而据西方美术史家研究，这幅作品中绝望的哭泣，包含着性虐待的体验，画中的原形是画家的情人朵位·玛尔，毕加索始乱终弃的女人之一。众所周知，毕加索对女人的态度极不严肃，有性虐待狂倾向，所有女人都成为他艺术创新的垫脚石，爱过他并且与他同居过的女人，往往不是自杀就是疯狂，这已经成为毕加索的最有争议的话题。这一切与性情淳朴、道德高尚、具有中国传统圣贤气质的张仃，是相当遥远的。张仃能够精到把握的，是作为“艺术家”的毕加索，而对另一个作为“男人”的毕加索则完全懵懂。
应当说，张仃对毕加索的这种解读方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代表一批思想开明的画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态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张仃并没有沿着“毕加索加城隍庙”的道路走下去。“文革”这一鞭子抽得实在太狠，一时泯灭了他心中的色彩与变形，把他驱赶到唯有玄与素的焦墨山水的世界，并且走上不归之路。1979年张仃为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作完大型壁画《哪吒闹海》后，就金盆洗手，彻底告别装饰绘画，一心一意地去探索他的焦墨山水，令他的同道伤感不已。
毕加索作为一部活的西方现代美术史，他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方法的某种错位，加上个人私德的某种缺损，决定了他的全部复杂性。中国文艺界对于这位西方绘画巨星毁誉不一、大相径庭的评价和认识，反映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文化思想界四分五裂、莫衷一是的尴尬处境与各式人等不同的期待。毕加索在中国的沉浮升降，宛如一个晴雨表，折射着现代以降中国的文艺、政治乃至整个文化气候与生活状态。这种局面至今没有终结，大概也不会终结。
注释：
〔1〕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序》，《傅雷文集·艺术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9页。
〔2〕以上引文引自《故园卮言——范曾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庄子显灵记》第三章《诗人》写太始和庄子来到美如仙境的东方诗苑，看到一场以诗人范伯子为中心的风流聚会，其中不仅写尽同代才俊李叔同、陈散原、吴汝伦、张骞等对范伯子的高山仰止之情，连庄子都赞他为“旷古的奇迹”，“真正的诗人”。甚至连开天辟地的太始，都称颂范伯子的诗“风靡寰中”，范伯子本人更是当仁不让，认定只有苏东坡、黄山谷、元好问值得与之“盘旋”。范伯子者，范曾的曾祖父也，作者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条中国文化“道统链”：太始—庄子—苏东坡—范伯子—范曾。
〔4〕〔5〕〔7〕〔8〕〔9〕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303?303?304?343页。
〔6〕会面地点约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的陶器开幕式会场上，由于会场上人群过于拥挤，那次会见没有成功，毕加索又约他次日中午到自己的别墅会面。
〔10〕〔12〕〔14〕张仃：《它山文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3、74页。
〔11〕《李霁野文集》第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13〕（英）罗兰特·潘罗斯：《毕加索——生平与创作》，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