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书法艺术与心灵自由

作者:蔡永胜




  中国书法艺术之作为蕴涵大美的视觉艺术,不仅在于汉字作为点线的载体在平面空间上的变化的无限可塑性,而且书法家的想象力又有坚实的传统为根据(不是紊乱的变化)——即汉字书法以历史中形成的结字法为内在规定性,而凝聚了丰富的自然与心灵之含义的汉字所构成的诗文又内在于书法墨迹中——草书结字的可识性使书法艺术表现出的意义在视觉意象与诗文意象的互相启示和联想中愈加丰富。
  在中国艺术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而且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中“艺术中的艺术”——在诸艺术门类中是基础性的,可以说中国的视觉艺术——绘画、雕塑、舞蹈——无不以书法为造型基础——中国艺术中的风骨是书法的线,甚至中国的听觉艺术(音乐)也与书法有着本质性的联系。
  书法之作为一门艺术并不能保证任何一件书法作品都是艺术品,就像并不是把色彩涂抹到画布上的作品都是合格的绘画作品一样。书法有低级的功能,书写汉字总是对身心有益,所以孩子们可以在毛边纸上随意练习或老人为健身而蘸水在公园的地上书写,书法不区分高低贵贱,它允许一切人以它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情怀;书法还有高级的功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书法更能表现自己胸怀的艺术了,历史上的书法杰作是人类精神的奇迹——显现心灵自由的奇妙痕迹。
  精神性表现出高度自由是以物化的时间中的空间来实现的——这是书法艺术之区别于任何一门西方艺术的地方。心灵的自由必须通过物质的中介体现出来,绘画使用色彩,雕塑使用石头、青铜、木材等材料,音乐借助声波,中国书法则借助宣纸和黑色墨汁。心灵自由是内心的活动,人的自由之不同于石头的滚动在于他的行走是自主的自为活动——人以自己肉体的活动显示心灵的自在;释迦牟尼可以不说一词来说法,但他手里毕竟还拈着金色波罗花,就是说,没有物质的中介则心灵的活动无法体现出来。任何视觉艺术都是空间性的,因为艺术的中介物都占据空间,但书法之不同于一般视觉艺术在于它还具有时间性。一个绘画或雕塑作品的完成固然需要时间,但一个完整的绘画或雕塑作品是它的整体性进入你的眼帘,没有如音乐那样有一个时间的开始和结束;一个音乐作品不是指写在纸上的音符,而是通过乐器演奏出的声音,但声音是随着时间发生并消失,并不像绘画那样留下痕迹。但书法艺术既有绘画的空间性又有音乐的时间性,一件书法作品是由一连串的汉字组成,欣赏书法就需要像欣赏音乐那样有一个开始和结束,这是它的时间性;而它又比音乐多了空间性,就是它的过程是以可见的线条来完成,而线条是在纸上的空间表达出来的,不是如声音那样会在空间中消失。书法艺术这种独具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就使书法的表现力超越了空间性的绘画和时间性的音乐的表现力。
  草书的美妙在于线条变化的丰富性。希腊人也知道曲线是最美的,但他们却没有纯粹线条的艺术,他们的曲线是附丽于描述真实物象的绘画或雕塑的人体或服饰的皱折中。驾驭毛笔比驾驭画笔或刻刀需要更多功力是由于毛笔的柔性。毛笔的柔性对于手指力度的敏感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心灵的微妙变化;这一点只有独奏演奏家演奏音乐状态可与之相比。相对说来绘画尽管也能反映心灵自由,但由于绘画可以反复修改,则画家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心灵伪装起来。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草书是书法艺术中的最高形式,因它最富表现力。王羲之以后历代都不乏书法大家,但草书发展到最高峰——表达出极具个性和丰富想象力之高妙境界的是唐代书法家怀素。我们说怀素前的王羲之和怀素后的王铎当然都是伟大书法家,但单就草书成就来说,怀素是最高峰,他把中国的草书艺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后罕来者的地步。
  中国的文化至唐代发展到极为辉煌灿烂的阶段,与之前的先秦和魏晋并列为三座高峰。唐人的心灵秉承汉魏六朝遗风最为自由开放,由于国家以诗取仕,诗人艺术家遂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识字者几乎人人都有诗人艺术家的涵养(甚至连强盗都崇敬名诗人),此时在诗人艺术家中脱颖出天才人物也就显得很自然。怀素与李白、杜甫基本属于同一个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有其共通性,李白奔腾豪放的诗风是对盛唐以前诗歌传统的总结,而怀素的书法则是对西汉以后兴起的草书艺术的总结,二人的艺术成就当然是由于个人天才,而其个人天才之能实现则是中国人精神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逐渐累积而成熟的结果。
  
  (三)
  
  接下来我就以怀素草书《自叙帖》为例具体说明中国书法艺术所反映的中国人心灵的自由性。对于不了解怀素及其书法的人,这里对他的介绍是必要的,在对怀素有一个基本印象后,我们再分析怀素的这件杰作之超越西方艺术品之处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怀素之前草书已经有了八百多年的发展,西汉以前尚无草书,不过我们现在从秦简、楚简依稀看到书者为追求速度而流露出来的些许流动的意趣(此乃草书之能发展的渊源)——这是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缺乏的。我们因此理解书写的“写”是草书之能发生发展的前提,而写的工具毛笔实在可说是中国人的大发明,没有这个发明则草书发展到成为表达心灵自由的高妙艺术是不可能的。草书尽管与追求快速书写的草率有关,但草书不是不认真的草率,将汉字笔画连绵、省略、概括而形成有规定性的结字法,在记录内容的同时表达出书写者的风度气质——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与自觉的结合,我们看草书巧妙的结字法蕴涵着先民的想象力和智慧绝非不经意所能成就的。草书在唐以前已经产生了有影响的名家,如怀素《自叙帖》里提到的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瑗,而东汉人张芝,三国吴人皇象,西晋人索靖、卫瓘以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也皆以章草、行草书著名。虽然张芝的草书已显露出超越章草而向大草的过渡形态,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草书法度森严,但普遍地来看,这些草书家都比较理性而不够“狂”,真正意义的狂草是从怀素同时代的张旭发端的。我们现在看张旭的《古诗四帖》(传张旭书)连绵起伏、浩荡沉雄,李白曾称颂张旭:“楚人尽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是说张旭的个人魅力,而就书法而论,吾人以为张旭与怀素狂草相比显得还不够狂狷,其线条质量也还没有达到怀素那种能在快速书写中保持的圆转、瘦劲、生动和凝练,所以我们说狂草书的高峰——得草书真精神的——是怀素。
  “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这是怀素在《自叙帖》里的第一句话;《宣和书谱》记载与他的自叙一致:“唐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徙家京兆,玄奘三藏之门人也。”怀素是唐长沙郡零陵人,生于公元725年(即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另说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活了大约六十三岁。他自幼出家,《宣和书谱》说他“初励律法”,这里“律法”是音乐律吕的法度还是学习佛教的律学,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他对书法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其他,遂专攻草书,一生留下大量书迹。至宋徽宗时御府所藏尚存一百零一帖,经过千年水火兵燹传至今日算上刻本也不过十几帖了,好在他在大历丁巳冬(即公元777年,若他生于725年这一年他五十二岁,若生于737年这一年他四十岁)所完成的杰作《自叙帖》流传下来(《自叙帖》前六行并非怀素所书,而是损毁后由宋人苏舜钦补书的,不过基本衔接了怀素草书风格);《苦笋帖》、《小草千文》亦其力作。
  关于怀素学书的经历以及当时人对他书法的评价在他的《自叙帖》里叙述得很详细,在这里略微复述一下。这些叙述生动地再现了怀素艺术的独特个性和使人震惊的表现力。我们说怀素在书写时的这种癫狂状态是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心灵自由所达到的高妙程度;在我的复述中读者也需要留意中国古代艺术评论的象征式与今日分析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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