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画家的故事
作者：佚名
我到表妹家的时候，她那位吉普赛邻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冲我微笑。
冬天，表妹回家，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她的芳邻也在晾衣服。我们从未见过面，她朝我挥手致意，于是我也向她挥手。她耸耸肩，像是在说：太迟了，你应该早点来。然后她又灿烂地笑了，像是加了一句：不过，让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她仅仅十八岁。
随后，我看见了她的丈夫。他蓄着浓浓的八字须，啤酒肚吊在皮带上，一双大手，看上去令人胆寒。
表妹见我津津有味地观察那小两口，告诉我说，那男的叫山多尔，在集体农庄干活；那女的叫玛丽亚。他们很小就结婚了，那时她才十五岁。现在他们生了两个女儿。表妹说，很遗憾你没赶上他们的婚礼。说完，她从木盒子里拿出一幅画，画的是几位苗条美丽的女孩，走出汽车，参加舞会。我认出有一个就是隔壁年轻的邻居。
“为什么你那样画她?”我问。
“她乐于此道，”表妹说，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
我在木屋里过夜，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山多尔盛装打扮，急急忙忙赶列车去了。
列车刚开走，一个穿着灰色衣服风流倜傥的男人来到篱笆边，年轻的妈妈从屋里跑出来。我听不见他们谈些什么，不时听见她大声而放荡的笑声。
“山多尔深夜才回家，”表妹说，“到那时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不久，女人披着一条宽大的羊毛披巾，带着两个孩子，和那男人走了。
没料到，中午时，丈夫回来了。我碰巧看见他从火车站匆匆赶回家。他两只大手里攥着两个包裹。他敲了一会儿门，见没人开门，就自己拿钥匙开了门。透过两堵墙，我也能听见他喊她的名字。他喊了几声，一声大过一声，最终咆哮起来，听不清楚说些什么。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或许他只是在更远处的房间叫喊。
我开始预想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故事，自由、毁灭和魅力，这些都会被激情一扫而光。我开始担忧这激情会变成失去控制的暴力。
一会儿，山多尔出了屋子，脱去了整齐的服装，换了一件红色风衣。他拉了一架雪橇，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天知道他准备拉雪橇派什么用场。
我惊讶地看着他拉着雪橇走向山坡，孩子们正在雪地上玩耍。我不久也看见红色风衣从山上滑下。
刚入夜，我看见他在酒吧里，女老板给他端来啤酒。我听见他扯着嗓门说笑，和其他人逗趣。有人说：“山多尔，你的衣服有点儿难看。”
我们的吉普赛人喝了口啤酒，说：“你们听听我做了怎样一个梦。”他开始讲自己的梦：一名军官派他到火星去，命令他用双脚走回地球。“那个狗杂种只给我三天时间，我不得不飞跑，结果渴死了。”他喝干了啤酒，狠狠地加了一句：“我还得把这个梦写出来。”
表妹说，由于邻居年纪太小，结婚前，先要去接受婚姻心理咨询。在那里，他们学习如何建立婚姻关系，还被提醒注意梦的含义，因为梦是被压抑的潜意识。他们得知，如果梦没有得到释放，就会使人做下傻事。山多尔想不到潜意识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意将梦写出来，时常给心理医生诊断。不过山多尔除了梦见食品和军队的事，不常做其他的梦。“有时我借给他一些有怪物的梦，”表妹最后说，“他为我劈柴，作为回报。”
事情就这样，我意念中的吉普赛小两口的故事还没有机会诞生，没了下文。就是莎士比亚也没法下手，写出这个故事。要是黛丝狄蒙娜坚持奥赛罗去咨询婚姻心理医生，莎士比亚恐怕也没辙。
虽然从那里找不到写小说的素材，我还是接受了表妹的好意，使用她的木屋。乡下风光无限，夜晚的雾闻来都是甜的。
我进了小屋，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油漆、涂料和松节油的气味。
我没在屋内逗留，拿了一本写生簿和蜡笔，向田野走去。九月的天空，晴朗无云，林木覆盖的山峰在地平线上的烟雾中闪着微光，大地上，是斑斓的黄色和褐色。我穿过一片供游客周末度假的小屋，勤劳的主人正忙活着，小屋和园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空气中满是秋天的花香，成熟的果香，还有新油漆的气味。没走多久，我发现有些小屋住的是火车上碰见的那些年轻人。从那里散发出木头烧焦的味道，一个女孩正往水桶里泵水，像极了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我向她打招呼，她转身看我，眼睛像是哭红了，或是被烟熏的。她对我注目片刻，点了点头，继续泵水。
小屋后，草地绵延到树林边，那里有一条铁路穿过平矮的山谷。我走到林地，选择一个适宜作画的角度。我开始写生大地，我妻子也喜欢大地。她说大地代表了我个性中较少矛盾、更多愉快安详的一面。
阳光洒在大地上，不远处的一座山矗立在天空下，山脚下的池塘波光粼粼。池塘边一排柳树枝叶垂在水面，一条窄窄的沙路蜿蜒而来。路两旁有低矮的灌木丛，一棵老梣树立于其中，树上结满了红黄色的果子。我在一块晒热的石头上坐下，开始描画远处山峦的轮廓。
昨天，凯勒尔回顾在黑山的博物馆之旅时，说：“除了已经过世的海盖杜希奇，真正吸引我的是老格涅拉利奇①。看了他画的猫坐在窗台上，前面是几个苹果和洋葱，你会自言自语：这个家伙创意真独特，他的画有真正的原创精神。他不用精巧的构图，他只是画客观世界内的事物。他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拔光毛的小公鸡挂在竹篙上。你能想象得出比这更雄辩的构图吗?还有什么比一只拔光毛的鸡更能代表耻辱的生活?这是一无所有的人的构图，没有了上帝，没有了希望。格涅拉利奇自己不知道这些，他仅仅知道画的是自己山村里的一只光秃秃的公鸡。你说，刻苦作画还有什么意义?老实地承认我们没有那种天赋，不是更好吗?你告诉我。”他瘦骨嶙峋的手向我挥动着，又说，“天底下谁还有那种天赋?”
《传道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
我猜想，面前的这片大地已经被画家画过，摄影家也让这片大地永恒地定格在照片中。我自己把这片大地当作立体画派或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眼中的大地，也许不画梣树，而画上一只死鸽子。我幻想自己看到的色彩完全不同于照相机摄入的色彩。为什么?如果我真的是画家，也许能体会到我的朋友凯勒尔的绝望心情，发现自己无法超越别人的心情。我很幸运，那幅失败的《向日葵》，至少在作画这门艺术上，使我永远免去了发明新创意的责任。总之，看到自己画的梣树至少有点像地上的那棵梣树，我可以自得其乐。哪一天我再次看自己的这幅画时，此刻的愉悦或许还会降临。
火车汽笛的长鸣声传来，随后我听见车厢的咣当声，好像就在我身后不远。
我有时想，一味猎取新颖是病态表现，可以说是自我破坏。我们声称接近了偶像的艺术水平，认为这种进步就是新的，以前没有达到过，必定胜过从前。不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求新总被认为是才智的体现。如今，人们只需要离校的证书或一个月的培训，再加上十足的傲气就可以立足于世了。如果我们少把心思花在用新的角度观察新的方式表达上，转而关注我们的视角和表达是否对他人有益，这样可能更好些。
我身后的树丛中发出树枝折断的声响，我扭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劳动布裙子和衣衫的女孩走过来。乍一看，她就像我今天看见的两个女孩——火车上的和水井旁的——双胞胎姐妹。她看见了我，停住了脚步，盯着我看了片刻，突然转身跑下山谷，铁路就经过那远方。她的眼睛好像也红通通的，大概是红色的雾使我看什么都是红的。
把这个女孩画进画中会很好看，我可以画她靠在梣树上，红通通的眼睛注视着我。她的神情会是怎样的呢?近来，女孩们脸上越来越没有表情了，我越来越多地遇见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
前些日子，在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我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读到了这样一段话：“线路的延伸是电气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发展和技术变革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语言丧失了意义——我甚至不敢说丧失了美感，被无数的扩音器传到乡村，钻进我们的房屋，钻进我们的心灵，钻进我们的思想，知道我们窒息而死。在我们苦难的尽头，我不敢说能找到哪怕一个勇敢的女孩将我们尊严地埋葬。
如果我们不能交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团结。
不久前，凯勒尔的一个诗人朋友悬梁自尽了，他把诗人的诗拿给我看。诗是这样写的：
1……今天
2……今天上午
3……今天午前
4……今天中午
5……今天午后
6……今天傍晚
7……今天黄昏
8……今天夜晚
9……啊，就在这时
10……事情发生了
这是他的绝命诗，他认为只有用这些空洞的语言，才能够战胜毒染的波涛，他建造的是一只筏子，航向他人的心灵。但他意识到乘着这只筏子的他没人理解，于是他放弃了。人们把他安葬在一个巨大的墓穴里，了结了。
汽笛又在远方响起，我没有在意。
少数人发觉生命中的藩篱后，感到绝望。他们认定，必须超越这个束缚，否则生命就毫无意义。其他人是怎样的呢?那些从未听见生命的召唤，从未聆听希望的细语的人，又该怎样活下去呢?扩音器咆哮着，颜料涂抹出呆板沉闷的画面。
火车的汽笛在耳处突然拉响，尖利的鸣声长久不停，同时传来刹车声。我听见，或许是我认为自己听见一声短暂而撕人心肺的尖叫。随后是沉寂。我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到火车停下来了。
我站起来，似乎站立能够让我更好地判断出了什么事。大地还是一片沉寂，附近有只啄木鸟啄起木头来。尖叫声显然是我的幻觉，因为从山谷那么远的位置，人的声音不可能传过来。更不可能在汽笛声中传来。
我坐下来，收起铅笔，把画稿放进写生簿，朝铁道走去。
火车还停在那儿，原来是一列货车。
我站在山岩边，眺望铁路线。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三个男人弯腰搬一具女子的尸体，尸体的头没了。三个男人小心翼翼地不让女孩蓝色衣衫和裙子上的血迹沾染到自己身上。我转过岩石尖角，就能下到铁道边，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帮不上任何忙。
一个男人爬进机车，拿了块浅色的破布下来。他抖开破布，盖在尸体上。布块不大，只盖住了尸体的上半部分。三个男人说了几句话，声音传到我耳边，但我没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两个男人蹬着脚梯进了机车，剩下的那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尸体旁，好像动弹不了似的。机车上的两个男人冲他大喊，让他上车。见他还是不动，两人下车架着他的胳膊，费尽全身力气将他推上了脚梯。过了一会儿，火车开了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抬头望着天空，轻声祈祷，希望老天能给我出个主意。
我走回小屋，把画展开，盯着看了一番，然后抓起来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我听见远处救护车的鸣笛，也可能是警车。
我画的不错，但心里有抹不去的空虚感，觉得我的画全然无用。要是我早点知道那个女孩想放弃生命，那就好了。然而，就是知道，我又该怎么做呢?有人竭力想说点什么，但没人听见。我只想说出或重复这样一句带来希望的话：“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①
墙上表妹画的那些画中的怪物对我龇牙咧嘴，我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门外，那位爱笑的邻居家的篱笆边，站着几个妇女。“你听说了事故没有?”她们朝我喊道。
我出于幼稚的炫耀心理，顺口说出曾看见铁路上的尸体。我还说，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看见那姑娘的人。
她们立即要我讲见到的所有细节，那个女孩的长相，她们说，目前谁都还认不出死者。我也令她们失望，这个女孩跟其他女孩相比，没有任何突出的特征。她很普通，没给我留下一点印象。
你认为她是村子里的人，还是附近度假区的人?你肯定从未见过她吗?
我说，不知道，我肯定以前没有见过她。随即我又大声说，这一点我也不十分肯定。我说不清她的长相，怎么能说从未见过她呢?
她们很失望，即使这样，她们还是劝告说，我有责任去警察局声明自己是现场证人。
我谢了她们的建议，但我知道，无论如何，她们都不会允许我埋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