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画家的故事
作者：佚名
冬天的时候，表妹请我们到位于M小镇她的木屋里度假。她是画家，美丽娇小，房如其人，同样小巧可爱。她搬到本国的另一端后，木屋就让给我们使用。木屋所处的位置并不理想，门口是一条繁忙的马路，整天车水马龙。不过，乘坐从我们屋后经过的那班列车，可以直达M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带本书，带份三明治，走到火车站等待下一班列车。旅程只有一小时。表妹保证说，小屋最有意思的是周围的邻居。比如右面的邻居是一对有趣的年轻的吉普赛夫妇。
表妹的小屋里满是画，幅面很小，就像创造它们的主人一样。很多画描绘的是奇异的事物：怪物、巫师和吸血鬼驾驶着空气动力车，穿行在地道中，或从人家的窗子开进去，惊恐的情侣被吓得抖抖缩缩，依偎在一起。她的抽屉和书架上塞满了颜料、铅笔和碳棒。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医生或作家，就当一名画家。我渴望用色彩反映世界。但生活并不如人所愿，战争使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见识的人类活动是劳改和大屠杀。这些正发生在我最具可塑性的年龄，对任何事物都好奇的时候。然而也就在战争期间，我被纳粹关押的时候，第一次拥有了四开本的画稿纸和一套水彩颜料。水彩颜料是最便宜的，有十二管不同的颜色，很快我就发现用不同的颜色可以调和成新的颜色。我画周围的事物：营房的墙壁和院子、排队领食物的队伍、火车运来拎着手提箱背着黄麻袋的可怜人、生产云母的犯人居住的木棚屋以及砖头垒就的碉堡。我没有视图的概念，但我注意到营房的墙壁在远处看似会合成一点，我依样画出来，看上去非常真实。这个发现使我兴奋，我于是只画房屋和墙，直到用完所有的纸。
战争结束后，我还以为自己能成为画家。营房退出了我的生活，比建筑更吸引我的是学校里女孩们的脸蛋。上社会学课或音乐课的时候，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在课桌下描画班级中的美人。我的绘画才能在班级里传开，不久，只要我能将完成的画稿送给她们，女孩们甚至愿为我摆出姿势——当然是穿着衣服。肖像画使我得以亲近女孩，还有什么比成为画家的梦想更令人着迷呢?
早上八点半，火车半小时后出发。自从下决心去乡下之后，我就有些心绪不宁。我锁了门，沿着街道朝火车站走去。行到一半，我看到了冯德拉克先生过去五年来建造起来的那座房屋。冯德拉克先生是位奇人，建房子所需的手艺他都会。他既做瓦匠，又是木工；既能苫屋顶，又能当电工；管子工和油漆工也是他一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等待有天来个什么人替他干活，但甚至拉毛墙饰都是他一个人粉刷。有时他妻子会在场，但她很少干活，至多当个帮手。当然，他看出我在观察他；我们经常互致问候，聊上几句。他总是抱怨有东西不能用了。
离十字路口不远，有一只鸽子耷拉着脑袋蹲在人行道上，很奇怪在这个地点，鸽子怎么会蹲着不动。等我走近，发觉鸽子原来已经死了。我为它死在这条肮脏的人行道上而悲哀。它寂寞地死去，与我日后同样寂寞地死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人行道与设置在医院的单人牢房有什么不同呢?那儿不允许牧师去见垂死的病人，也拒绝亲人的探访。
今天不合适谈死亡，似乎我们害怕死亡会威胁对生活的主宰。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被亵渎的葬礼，还是因为太多的尸体没有举行葬礼就被抛弃?
以前的人们，为不得不杀死的动物致哀，为死去的同类裹上尸布，下葬时举行祈祷，至少也要举行一个仪式，因为他们希望离开肉体的灵魂获得安宁。我们的这个世纪，人们却经常挖出死者的尸体，抬着在人群面前游行。
体面的安葬，如同体面的生活，都需要最基本的人类同情心。安提戈涅① 不顾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哥哥尊严为他下葬，很多世纪之后，她的故事仍旧感动我们，但我们对她的牺牲却感到诧异。我们不再认为，她的死不是为了争取尊严的葬礼，而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尊严。当无数的兄弟姐妹被折磨，被毒打，被枪杀，被毒气毒死，像垃圾一样扔到随便挖的坑里，我们无动于衷地站在旁边；当他们的尸骨和骨灰被丢弃在荒野上，抛入河中，我们沉默地看着；当他们的呼救传来，我们充耳不闻。我们的这些行为，怎么能够使我们能够理解安提戈涅牺牲的意义。
庄严的葬礼和竖碑的坟墓显示，我们愿意保存一个人的个体身份。我们在墓碑上刻下名字和生卒年月，实际是试图延续从前存在的一个生命，一个无法重复的故事。当一个生命生存尊严的热情和自主权失去的时候，就没有了故事，只剩下恐怖的呼喊。
除了表妹，我还有几个画家朋友，凯勒尔就是其中之一。昨天他出人意外出现了，带来一瓶从南斯拉夫买的雷基酒①。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还要给我倒，我拒绝了。随后他就向我谈起南斯拉夫之行的失望。
凯勒尔是个消瘦、沉郁的人，蓄着艺术家式的茂密络腮胡。他脸上狂热的表情，是看到了世界末日的人具有的表情；他苍白的面孔，是白天睡觉夜间活动的人惯有的样子。他说话时，嗓音是那种沉静的哀鸣，声如冬天的寒风吹过夜晚的废园，这更加重了他控诉的腔调。“你知道黑山② 这个地方吗?我到过很多展览馆，那儿给我的感觉最沉痛。”
我说对那个地方略有所知。
那儿真是一片黑色的山岭，他说，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散布着农民，酿酒种植户，偶尔还有牧户。有时，在这些山谷中，可以碰上一个小镇，建有清真寺、清真光塔和露天市场。有一个地方，从前是皇家的宫殿，人们建了一个大型艺术展览馆。“正巧我有空，外面也热得厉害，于是我进去看了看。到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看见的东西。随便瞧瞧，这儿挂的是布拉克、鲁奥、蒙克和恩斯特的画，那儿挂的是波洛克、哈同和瑞哈特的画③。竟然还有安迪 · 沃霍尔④ !再看看，我们的画家也赫然在列，从远处我就可以看出拉达、费拉和后期穆兹卡的画，他们还用整个一面墙展示麦德克鼎盛时期的画作⑤。我戴上眼镜，查看画的落款。你知道是些什么人吗?是叫维特科维奇、斯坦科维奇和托斯科维奇的人，还有一幅画署名姆德安，一幅署名丹尼科的。突然，我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我自己的一幅画也挂在那儿。我记不起画这幅画的确切时间，大约是五年前。但是，那幅画上的落款是卡夫里奇 · 科托维奇。”他继续抱怨道，“我以前在慕尼黑、华沙和布达佩斯见过人们挂仿制的画。但这次在黑山，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朋友，我跟你说，绘画这门艺术完蛋了。再也没有新的构思，每个人都在剽窃别人。一百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新东西，却不知道都是一百年前的旧东西。一幅蒙德里安或纽曼⑥ 的作品能让人顶礼膜拜，两幅也没问题，甚至三幅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看了一百幅这样的单色画，看上去就像油漆工画的了，每幅画上都是同样的黑色或白色水平线，给人的感觉就像被抛了起来，或是被从十三层楼上的窗户扔了出来。这是艺术的末日。绘画没有了内涵：既无思想，又无生活底蕴，也没有了创新，失去了精神，怎么看都像一个笑话。这些人是纯粹的骗子，只有那些不诚实的评论家称之为艺术。”
那天晚上，他走后，我翻出《传道书》。我早就发现，这本书无所不包。果然，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万物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⑦
然而不论在《传道书》编成之前还是之后，人类对同一风格的模仿都是那么不厌其多。尽管塞内卡、苏埃托尼乌斯、契诃夫、怀尔德、伯尔、迪伦马特、格林和德姆尔① 等人的作品，使我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讲述全新的故事，我还是赞赏他们。我赞赏他们永不放弃地在语言的海洋中寻找，不停地讲述每一滴海水中还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像我一样，他们从早到晚踮脚站立在海洋中，至少让眼睛和鼻孔浮在水面之上。
起初，我以为自己将成为画家，不留心生活中的故事。我有油彩、画架、画框和画布，努力画下看见或想象到的一切物体。到如今，我见过真正大师的作品，有仿作，也有原作，他们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让我泄气。我画的人物很像真实的人，白桦林也栩栩如生，我满意地认为自己可以与大画家比肩。
那时我交往的女友爱诗、爱绿水、爱公园僻静的角落，也爱凡 · 高，特别是他的《向日葵》。她十八岁生日来临之际，我突发奇想，要亲手为她画一幅《向日葵》，代替家里的那幅仿制品送给她。
我展开画布，开始作画。时间有限，我决定免去草图，直接画。我从花瓶画起，落下画笔之前，我以为模仿凡 · 高内力充沛，挥洒自如的画路，不是难事。然而，事实并不遂人愿，我画的向日葵毫无精神，花瓶的比例也不对。午夜时分，小我七岁的弟弟探头张望已经被我变成画室的厨房，见我绝望地试图修改花瓶，将我一把推开。立志当科学家的他，对艺术不以为然。他在画布和那幅仿制品上画了许多方格，然后，非常精确地在小方格内将线条和色彩一一填补。
第二天，我把他画的那幅向日葵送给我女友。我得到了本不属于我的赞扬，而我当画家的梦想从此破灭。好像突然之间，我没有了作画的想象力，失去了作画的动力。我说不清楚自己缺少什么，从此将画箱废弃在地下室，直到今年春天，我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还只是星期五的早上，列车上就已经挤满了身穿军用工装裤和灰色牛仔衣的青年男女，到乡下去过悠闲周末。我终于找到一个座位，对面坐着三个年轻人，一个女孩横躺在他们三人的腿上。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破旧的帆布包里露出一瓶瓶啤酒。到达他们的乡下棚屋——如果他们有一座的话——这个女孩也许会做红烩牛肉，然后他们开始喝啤酒，酒酣耳热，他们也许将弹起吉他，放声唱歌，喝足啤酒的人也许跟女孩做爱。女孩的头发凌乱，漂白的头发遮掩着她没有表情的脸。今天早晨，或很可能是昨天晚上，她用暗红色的唇膏涂过嘴唇，她指甲上的指甲油则已经剥落。她的手脏兮兮，劳动布的衣服也不干净。男孩子们像大男人一样说着粗话，她咯咯笑着。其中一个男孩碰了她的胸，她挥手拍开，不过她仍旧躺在他们腿上。
二十年前，我有兴趣结识他们。那时我已经停止作画，但我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热情并没有泯灭。就在那时，我开始写作，有一种了解别人的渴望，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发现新异有趣的故事。我急切地、忐忑不安地投入淹没我们的海洋。
《传道书》上记载过这种入迷的心态：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著书多，没有穷尽。
如果他明白……
也许有人根本没有时间探察那将要淹没我们的海洋。我想到有这类人，是在星期六或是星期天，看见冯德拉克先生穿着蓝色外套在他的房屋里外忙活。他的外套旧得发白，有时我听见他在屋子里面吹口哨。我想问他独自一人建造那么大的一所住宅累不累，不过最终还是羞于启齿。上个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邀请我进屋，参观他的工作成果。门厅的地板上铺着平整的亚麻油地毡。暖气安装得无可挑剔，窗户严丝合缝，墙壁平展如镜，墙角中规中矩。我问他从哪里学来这些技艺，他说自己从前在广告公司当过平面设计师。我向他讨教，他却未说出个所以然来。我想他不是保守秘密，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倾注一生的精力建造这所房屋。他跟我谈起不同形状的烟囱、挑选瓷砖的诀窍。我注意到，没有一扇窗户开在临街的墙上，而都朝着花园开。刚上了阁楼，他让我稍等，自己跑下楼去。我听见一扇门打开，瞬间屋内响起教堂的音乐，我辨别不出这音乐来自何方。冯德拉克先生久久没有回来，我下了阁楼，想找到他，称赞房屋的音响系统。下了楼，我发觉音乐来自地下室。我进了地下室，看见水泥地上矗立着一架管风琴，广告平面设计师冯德拉克先生穿着那件退色的外套，坐在琴边，弹着巴赫的乐曲。“我来让屋里温暖一些，”他说。
几天后，他累倒了，终于接受了别人的服务，这些人还配备着一辆搬运车。他的家具很平常，全都用旧了，甚至有些划痕。那天夜晚，街上罗马焰火筒快乐地喷发出彩色火花。
那伙小青年在我之前下了车。关于他们的小说和文章已经出现，他们成为采访和描写的对象，当然，不是在我们国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研究这些年轻人，并用理解、遗憾和厌恶的口气谈论这些年轻人。各种人都想捕捉或至少能够勾画出他们的脸谱。我建议对他们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相关的文学作品。
我感觉我们面临一种境况，我们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石油、矿藏、水资源和清新空气，而且挖掘完了故事，没有什么构思可算作新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