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井上靖论
作者：李德纯
井上靖以《天平之甍》为自己驰骋才华和情思的爆发点，开始在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上倾注心血，字里行间表达出内心深处浓烈丰富的情感。《天平之甍》为我们展示了对东方哲学、美学整体的观照与思考，吸收了日文称之为“汉文”的汉语的艺术精华和营养，以自觉的历史使命感投入艺术耕耘。他将艺术个性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予以锤炼、重铸，借历史故事抒发现代人情怀，洋溢着浓厚的中国色彩，从而达到一种现代审美高度。作者满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向往，用纯朴的纪实风格追溯了唐代高僧鉴真为弘法东流日本以及日本年轻僧侣留学中国的历史故事。年轻的日本留学僧，为了引进中国先进的佛法和大唐文明，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四位日本留学僧在经历大唐文明洗礼，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他们中的业行，日以继夜抄经二十载寒暑，道尽了留学僧的求索精神与求索中的孤独、寂寞与艰辛。他在垂老回国途中遭遇暴风雨，把呕心沥血抄写的大批经卷，连同自己的生命共沉万顷海底，毕生心血尽付东流。情海恨天，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洋溢在全部叙述过程中。另一名留学僧戒融为追求佛学精髓，决心留在中国再赴天竺取经。已在当地与中国妇女建立家庭的玄朗，则决心老死中国的黄土地。荣睿和普照终于遇到了鉴真，在听说他为宏扬佛法愿意只身东渡日本时喜出望外。但鉴真去日本违反唐朝法令，遭官府阻止，荣睿也身陷囹圄病死狱中。鉴真带着凝重的思索，成熟的赤诚，以虽九死犹不悔的历史使命感，终于冲破中国东海的惊涛骇浪踏上日本国土，讲经说法，构建寺院，把唐代文化艺术介绍到日本，使奈良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宗教及文化中心。一篇优秀的小说留给人们的是审美过程中各种感情交替后引起的思索，无论其中提倡和毁灭的是什么，总会从中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心灵的震颤。人们从作家这富有感情的笔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真实地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经历了极不平凡的艰苦卓绝的过程，这部文本意识和现代理念都很强的小说，在21世纪的今天仍散发出持久的魅力。
《天平之甍》依托鉴真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极富魅力的扶桑生活，以千钧巨椽，浓缩万里于咫尺，展开一幅壮丽的生命长卷。人所创造的所有价值并不都是永恒的，只有当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即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时候，才是永恒的。鉴真可以说是同时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他的一生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互为依存互为转化的过程。作者对所描绘的主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性格基调把握得真实准确、恰如其分。人们不难发现鉴真对自己使命所由产生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以及这种思想基础中所包孕的丰富的时代内容。《天平之甍》能够打动读者，缘于作者那种浑然天成、不露痕迹的精巧构思和使人物活起来、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鉴真带给日本那片土地的深远影响的崇敬。古今中外高僧无数，灿若繁星，井上靖并没有以同样的笔墨平等对待他历史题材的同样人物，独对鉴真在形象、性格和心灵等方面，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艺术展示。井上靖写出了他所理想的鉴真。鉴真大师是一个思想深邃、感情丰富而又有个性的中国名僧，他的性格和经历有着相当强烈的历史感。他的硕德懿行载入史册，垂范后人，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至今犹显其金石般的光辉。他是友谊的使者，千百年来中日两国人民所以对他如此景仰，正是对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视，对这种友谊万古长青的期望。作者在这篇堪称压卷之作中，没有作历史生活的刻板再现和平铺直叙的描述，也没有完全拘泥于每个细节的真实性。尽管人物虚构居多，但在大关节上尊重和维持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原貌，有严肃认真的历史感。作者审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运用的艺术视角，不但以准确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及其复杂性，并由此开掘历史的深面，还以流畅遒劲的线条强调了悲壮遭遇，赋予这部作品以重大的认识价值。用笔的老涩突出了鉴真大师生命内涵的宽广深邃，业行的人格理想与人的精神，尤其是刻画了他们淡泊、空灵的境界时更显苍劲的美，衬托出他们晶莹的人格本色，博大的胸襟和坦荡。一切生命的有机部分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整体，使人们沉浸在深沉、凝重、悲壮的艺术氛围中。
井上靖在以中国远古时代题材的小说中，力图通过来自民族、民间的历史素材提炼出来的传说，经过不失其真的夸张，揭示出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生命情调和生命力。井上靖从未放弃过在美感形式上的探求，也从未脱离过生动饱满的艺术激情，这可以看作是作者鲜明个性和真挚情感的物化表现，足可引导人们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辨，进入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只要情真，必有知音。作者在西域题材小说中，选取了各个不同的场景和细节，以一种深沉激越的诗性语言相互穿插，用散文式的结构方法，去铺陈一些生活小故事，从而达到烘托人物心态的效果。试以《敦煌》为例，作者编织了一个情节凝炼、冲突强烈而又感情起伏跌宕、凄美而浪漫的传奇故事。几千年前，这荒蛮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始记录太多的故事，用执著简单的色彩来维护爱情的圣洁。《敦煌》的男主人公赵行德是宋朝天圣年间的长安倦旅，飘零的不第举人，他与维吾尔族公主斯比娅相爱，后来，公主被迫与西夏王李元昊结为夫妻。若干年后赵与公主不期而遇，心灵的碰撞，感情的回旋，导致公主坠楼身亡。赵行德在悲恸之余，为敦煌文化被毁焦虑不已，只身来到敦煌，在兵荒马乱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找寻和保护大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作者通过赵行德在生活、爱情上的坎坷磨难，宏观地展现了丝绸之路艺术宝窟的雄姿，披露神秘大沙漠背后的深邃、诗意，表现了背负着沉重命运的人们的悲剧搏斗，刻画了这位流落异域他乡的汉族儿女，对祖国的眷恋和赤诚，既有儿女之情，又有英雄本色。这类所谓西域题材的系列历史小说，通过古朴幽深的笔致，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古迹和民俗文化的考察与挖掘，揭示出深厚的华夏母体文化内涵，把人们带回到远古遐想中去，感受到一种屡累逆境而屡有作为的命运轨迹，一种人格力量，这些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审美内蕴和艺术感染力。历史、自然、人等文学主题，通过井上靖这位抒情诗人而展现出大千世界的纯粹，净化的空灵美。他所追求的和谐美，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向往，呈现的是生命的永恒魅力。
井上靖的作品处处表现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魅力又以他的作品为载体，时时表现真善美，呼唤真善美，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孔子》（1987）可以说是井上靖多年思想和艺术积累的一次能量的总爆发，浓缩了他一生的情感和智慧，是他的压卷之作，同时也可以从中了解他的晚年心态，读后会给人以生动与立体的感觉。一个说不尽的人，给我们留下说不尽的话题，也是井上靖创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总结。面对《孔子》要想不受感动是很难的。这不仅是由于井上靖把全部历史知识、生活经验和艺术技巧都倾注在这篇小说中，满足了笃信儒教的日本人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之答案的需求，凸显出贯通人文学科和艺术创作的学术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超乎寻常的难度。就《孔子》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而言，可循的文字记载显然不足，带给作家很大的困难。但作为真正具有创作力的作家来说，不会在少得可怜的僵死的史料面前望而却步，而是知难而上。因为，他不是为了演绎和证实儒学家已有的结论。大凡作家在年事已接近生命终结之际，常常需要总结平日里散乱的思绪，借助于文字来归纳自己的一生。作为一直兢兢业业于中国题材作品的井上靖，他只是将历史进程作为表层的载体，去载负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并将这种主体意识注入到孔子的心灵世界。这就是井上靖的艺术本性。这样，即使只有断简残编和孔子的片言只语，但本着对历史的把握和对孔子思想的忠诚诠释，仍然可以做到宏大叙事和精彩细节相得益彰。井上靖不顾年老和身染沉疴，风尘仆仆数次亲赴孔子生活和流连过的土地进行了深情的触摸，到田野中去寻找文献之外的历史，寻找时空联系未来的神秘和对于未来的好奇。他并未因死亡的横亘而失去苛求完美之心，依然启动艺术想象，不断激发出新的情节和新的意识，故能对孔子创立的中国思想史第一个具有人文特色的哲学体系——整套仁学理论，做到了深层理解和准确把握，对孔子的情感方式与行为方式进行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透视。井上靖感悟先贤的智慧和人生哲理，在行文中把自己的心扉悉数打开，人生感悟如行云流水般漫溢笔端，自然天成。他以丰富真切的人生体验为构思前提，以博大精深的知识为写作基石，站在当代审美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高度，着重发掘事物所蕴含的社会哲理与人生思辨，把对社会人生的体会升华到智慧的哲学的高度，让人去思索社会人生。尤其是对难懂的经典命题，作者都以流畅的文笔作出深入浅出的论述，在引经据典、诠释主题的同时做了通俗的分析。《孔子》是一部学者化的艺术长卷，给予渴望古典风尚无限延续的人们以宝贵的慰藉。而思想与美文并重的文体风格，则为我们如何将各类思想资源，转换为一种不懈地揭示当代生活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的文学形态，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能在读者中传之久远的作品，必然是来自生活，植根于民族文明丰厚的沃土和有感而发的时代激情，而语言则充当了这种激情的媒介。《孔子》的语言极有节制，精确简洁，使得作品结构紧凑，笔法细腻。他那畅达细致的文风，继承发扬深厚而不是狭窄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吸吮精华，并同现代文学结合起来。正像近代文学史上一些成绩卓著的文学家，无不继承具有民族特色的形式，掌握固有的文字技巧，使造型意象的构筑、艺术形象的锤炼或历史内涵的开掘，既和内容高度和谐，又有自身独立的审美特色，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数十年来，不论东西方当代小说如何发展，他绝不为逐潮而丧失自己的风格。他的语言是真实的富有生命个性和美学个性的语言，凝练而庄重，毫无榫接胶粘之痕，注重文采却又并不做作，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
日本文艺评论家和现代文学史家对井上靖文学把握和定位为“中间小说”。一般来说，纯文学博大精深，有较高审美价值，但经济效益较差，大众文学晓畅易懂，便于流行，经济效益较好，但品位较低。井上靖的小说，既有古典的根底，又有现代的风格，兼具古典的优雅和通俗的流畅，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准确接轨，架起了一条沟通的桥梁。战后，读者经受了各种所谓的“热”，大众文学已不再能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欣赏趣味，纯文学一时又难以为大多数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他们要求提高，又不能一下子提得太高，要求通俗，又反感庸俗，故急需一种“过渡文学”。井上靖的文学作品，正是从纯文学走向大众文学的一种过渡。在高水准的读者看来，他的小说是对纯文学的注释普及；在水准较低的读者看来，他的小说又是对大众文学的升华。他的小说是两者之间不断延展且相对模糊的一种表现，故有所谓“中间小说”之说。
历史小说所用的材料无疑是过往年代的折戟沉沙，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材料又是历史熔岩中凝成的无价之宝。井上靖对所写的一事一地，都要亲身经历求证，务使材料翔实，达到了严峻的历史题材和严峻的文学真实相谐合。尤其在历史真实的艺术处理上严肃认真，所引用的资料总是亲自动手核实，深入研究，推敲再三。井上靖性格豪爽侠义，善交友寻师，既向诸多同时期的文人名流、学者切磋砥砺，也向晚辈学习，吸收其所长。如写作《孔子》时，为故事发展而杜撰出来的人物、孔子的杂工“蔫姜”（老生姜），就是夏衍和姜德明于1984年访日会晤井上靖时建议他使用的。又如《敦煌》，除广搜博采有关敦煌的文化、经济、地理、历史资料，他还数次去京都拜会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当面请教。书成之后，他还在古稀之年，不辞劳苦几次西出阳关，在风啸沙鸣中，伴随驼铃，遨游文化气氛浓郁的丝绸古道旁的古城废墟，足见他感情的深沉和深入西域的身心投入。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井上靖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小说家，既具备思想家的敏锐，又具备史学家的冷峻和社会学家的渊博。尽管他已经在相当高度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高度上仍有高度，对于他来说，高度是没有穷尽的。他在文学道路上已跋涉数十载，但仍不顾年老多病，不断地从一个高度向另一个高度跃进着，追求更高的艺术成就。难得的是，井上靖绝症缠身，还以《孔子》迎来了创作的最后青春期，健笔如故。他是文坛永不退休的老兵，充满了奔向未来的大无畏精神，充分体现了生命力的迸涌与执著，他垂老之际还在酝酿几篇作品，为文学孜孜不倦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然而，只憾他尽管长寿，还是摆脱不了生命短暂同理想宏伟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也是作家本人和广大读者的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