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井上靖论
作者：李德纯
《斗牛》是他早期新闻生涯积累的生活素材的一次喷发。这篇小说以新大阪晚报社主办一次斗牛比赛为串连主线，围绕主人公该报编辑部主任津上与投机商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他同一位未亡人的爱情生活的波澜，作为全书的结构与色彩，将故事纵深扩展，然而又不拘泥于展示斗牛过程，同时关注人物的命运。斗牛和爱情两条故事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既活跃而纷乱，又有内在联系，互为补充、映衬，后者为前者起了渲染和烘托作用。在这些现象背后纠缠着纷繁难解、充满悖论的逻辑，集中到一点就是“聚”和“散”。缠绵的爱情纠葛，又给环绕斗牛比赛所展开的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津上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之妻笑子，因她丈夫在二战中饮弹身亡，他们间已姘居三年，但一直在爱与不爱间游走。小说为我们彰显的乃是跃动的心灵。笑子一直以牺牲和奉献的方式帮助津上。作为女人，她满足于做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她将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了她所信赖的男人。她帮助津上建立起一个世界，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世界，然而，这一选择本身并不能帮助津上最终获得幸福。因为有妻室的津上，内心深处有着对事业无限执著的狂热，他放弃了温情沉醉，想在孤独和冷漠中实现自己的英雄情结，而对她欲爱不能，欲罢不忍。两人文化取向与情感生活歧异，心中各有阴影摩擦不断，都为这种哀怨缠绵、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津上对笑子的痴情表现出“冷血动物”般的冷漠，笑子则沉浸在浪漫感情的幻想中。这种冷漠中一直潜伏着即将出现的冲突。
《斗牛》的情节正是在他们性情、出生、门第、经历全然相异的性格冲突中向深层发展的。这恐怕不只是文化素质的不同，从中透露的是两种观念的差异。笑子在忠诚与背叛的自我搏斗中苦苦挣扎，情感一直压抑，然而，青春年华早已逝去，惟有希望以破碎的心灵感化津上。在斗牛场上，笑子承载着矛盾的欲望和爱的幻想，把赌注押在那头红牛身上，如红牛获胜，她就同津上各奔前程。这种玉石俱焚的做法，可以说是笑子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而没有寻找理性的方法拯救自己，却选择了报复手段，当然也是津上负心行为造成压抑的结果。虽然作者沿着人物感情的脉络和层次，把他们之间的感情冲突逐步细致入微地向读者展示出来，并也有些微暗示，却对结局如何一笔带过，点而不破。“浅露则陋”这本是中国古典诗词、绘画重要的艺术戒条，或者说是东方美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质。这样来描写笑子的抉择，就避免了简单化的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以破裂而告仳离。
津上同笑子演绎了一段悲悲切切的旷世情缘，津上在事业和情感所遭遇的尴尬，并不取决于红牛的输赢。即使红牛输了，他们也必然分道扬镳，这是因为他们的姘居是那场侵略战争的严酷现实造成的。既有时代的因由，也有自身过失的一面。她对津上一片痴情，面对津上在斗牛比赛的功败垂成，她也不轻松。作者把笑子在斗牛场上的心理变化，写得节奏感很强也很细致。一股抑制不住的恼怒和愤慨在瞬间爆发，可谓柔肠寸断，但也终于顿悟到津上执著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儿女情长，而是对事业的信心和力量。两人的逆向冲突，引发出灵魂深处的短兵相接，构成鲜明对照，把他们不可避免的决裂变为真实可信，既写出了这种爱情从产生到分离的必然过程，通过这种分离的悲剧性，又写出了分离的必然现实性。笑子在小说中故事虽然不多，却是一个扭转全局的至关重要的见证人。
从塑造典型形象的角度来说，井上靖洗练地运用虚实相交辉映的手法，通过情节、细节、心理，用隐喻、暗示、伏笔多层次地渲染了几个投机商人的阴险诡诈。书中的冈部弥太靠巧取豪夺发家致富，是一个带有浓厚市侩流氓习气的暴发户。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却培养不出一个贵族。冈部弥太獐头鼠目，目不识丁，故弄玄虚，吹嘘自己终日杯酒不离，许多杂事都让手下人办，劝津上不要事必躬亲。津上同他初次见面就已从他举止的瞬间，捕捉到冈部佯装深沉地卖弄自己，却显然失之于笨拙。以上一些细微末节，紧紧联系冈部的独特经历，扣住人物行动的特定环境，表现出井上靖敏锐的瞬间捕捉能力。他善于挖掘人物的个性，努力将人物刻画得血肉丰满，生动立体，而这个人物掩藏在貌似粗犷和豪爽后面的小人得志、轻率卤莽和口蜜腹剑等性格特征，也在他调侃般的写作口吻中得以凸现。由冈部这样一匹黑马的杀入，斗牛赛变得扑朔迷离了。
井上靖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矛盾冲突时，注意节奏、层次变化和字面外的工夫，善操弦外之音。笔随意至，意到笔收。凡是能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余地，决不多费半点笔墨。情节处理也详略熔裁，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不着文字的地方，窥察出田代舍松和三浦吉之辅，都是仰承冈部弥太鼻息，对津上发动挥之不去的纠缠烦扰。田代舍松和三浦吉之辅同津上多场动人心魄、情形迥异的对手戏，都是在冈部弥太幕后操纵下，犹如训练有素的别动队以灵活的战术组合，大钻津上心理防备上的盲点和漏洞。他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津上大肆进攻，可谓一波三折。大的波折中潜伏着小的波折，小的波折呼应汇集到大的波折之中；而大波折和小波折也随时有着向上回复与向整篇凝聚的倾向，表现为波浪形的曲折，在不断打破前面设置的无理要求中寻求对立的因素，视具体情况再作折冲协调。直到斗牛结束，田代与三浦在文中始终穿插自如，贯穿着“波”与“折”，他们控制着局面和节奏，欲要冲塌津上心中的堤坝。
津上是新闻界出类拔萃的人物，老成持重，以智者自居，以傲态临下，睥睨冈部等为庸碌鼠辈。对接连不断的各种潜在危机，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好似胸有成竹，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带有十足的一厢情愿的空想色彩。那个后生小子三浦透着机警、尖锐，镇定自若，甚至有点气势逼人，让津上感到如芒刺在背，不由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无措。他表面倔强、漫不经心，而内心却脆弱、急躁并缺乏安全感。他似乎还没有老练到能得心应手地对付像三浦这类年轻人，更糟糕的是面对田代和三浦的步步相逼，他直到最后仍未揭开蒙在冈部弥太头上的神秘面纱。他的惟我独尊渺无踪迹了。这些正是津上的儒生迂腐，对新旧体制转换造成的斑驳诡谲的战后世态缺乏足够认识。小说不是对津上这一人物形象作简单的道德评价或轻飘的调侃，津上的象征性在于他表面上似乎具有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实质上在与冈部等的较量中重攻轻守。他还不懂得高质量的防守会极大地促进进攻，而只会进攻不会防守，骨子里是被动的。他紧锣密鼓精心筹备，在媒体上大加鼓噪，为了大造声势，特地组织当时在日本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轻喜剧美女表演，巧妙地制造报界导向，不惜血本地使观众兴致浓浓，闻风而至。
但在冈部面前，津上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始终被冈部玩弄于股掌之上，斗牛实际上是在冈部的控制下进行的。津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喜剧人物，这就是脱去皇帝新装后一个真实的津上，只能说明他缺乏自信，更缺乏对斗牛赛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嘲弄了冈部后陡然回首，才发现自己才是真正该嘲笑的对象。他彻底在梦幻破碎的刺激中清醒过来，对斗牛的期待与幻想也似乎到了成败在此一举的背水一战境地。津上对战后初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比较宽容，而这种宽容过于脆弱，太经不起动荡。二战结束不久，娱乐业虽然已经恢复正常秩序，但对市场前景和观众信心均不摸底。津上却野心勃勃，认为斗牛赛有利可图，实在是过时的冬烘的梦呓。无论处世规范还是道德意识，津上都符合传统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但在错踪变幻、扑朔迷离的现实关系中却与现实反差太大。从提议报社举办斗牛赛开始，机遇和风险，成功和挫折，希望和失望，清醒和迷惘，都在激荡着折磨着他。作家通过津上与冈部等又斗争又互为依存的感情纠葛，剖析了各种人的灵魂，刻画了在金钱和欲望面前颠倒错位的现象。在与冈部的对垒中，局势在表面上维持相对的平稳，而在关键时刻如何应变，使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需要津上不失时机地作出明快的判断并及时调整，然而，津上已失去主动。来自生活、观念、感情和内心的冲击，使这位在生活面前从容不迫的过来人，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审视自己。事实上，他不是超人，只不过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而不让心情左右自己，面对事业、信念、良心、家庭、情感、挫折和失误，仍表现出傲然风骨和不屈。他的孤独的勇猛是在恶劣环境中被强化和扭曲的，有着意义深长的象征意义。作者刻画津上时，对其内心活动及性格运笔较多，精心地拓展人物心灵的波动情形。对津上了如指掌的笑子评介津上“有着可以称之为赌徒的一面”，这种英雄“才”与市井“气”的二律背反是其人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其斗牛赛悲剧的重要原因。津上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笑子则在斗牛过程中找回了自我，明白了生活的真正意义。
抓住人物的外貌、衣饰和言谈举止等特征，大胆舍弃了对具体事件的交待叙述，集中笔墨于各色人等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不同心态和行为，准确无误地把握人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使人物形象真实而又典型，也是井上靖的所长。最初怂恿津上举办斗牛比赛的经纪人田代，在作家笔下刚一出现，就把握住了他的以刁钻帮衬谋取生存的性格特征，并随着情节变化起伏把他这种特质凸现出来。在整个斗牛过程中，他屡次节外生枝，花样迭出，向津上软磨硬缠，大敲竹杠。至于那位三浦，手里拿支红铅笔，装模作样地在一本英文杂志上勾勾划划，蓄着长鬓角，把红领带打成又松又大的一个结，这种描写，把当时处于美国占领之下，以会讲几句半通不通英语为时髦，一身美国装束的新投机商人（日文称之为“新圆阶级”或“成金”）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微妙地表现了作者对此类凡夫俗子的嘲弄。但作者没有用漫画式的手法进行简单的处理，而是以极其生活化的动作、语言，勾勒了三浦有别于冈部和田代等旧商人之处。他们同有痞性，但言谈举止绝不雷同。三浦机敏沉毅，他以天气预报说斗牛比赛当天有雨，加进了多样的快攻战术，要求津上在替他宣传药品广告方面作出让步，遭津上严词拒绝后仍昂首挺胸，唇枪舌剑，没有丝毫惭愧。所有这些乍看起来，仿佛是生活的一些浮光掠影，实际上是植根于对生活素材的深刻概括和细致提炼。通过一个人物顷刻间的活动，即可使人物的整个精神面貌跃然纸上。
对人物内心的描绘之细腻，也体现于同是以“不伦之恋”为主题的《猎枪》中。作者的才华在这两篇被文艺评论家视为姊妹篇的小说中表露无遗，如今已是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
创作《猎枪》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尊重小说的要求，把零散的生活片断组成一个有相对戏剧冲突的连贯情节。于是，书信类型就成了作家寻找一个情节框架的支点。家书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载体。它是个人的一面镜子，一种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个人传记”。三封信都是写给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业余猎枪爱好者三杉穰吉的。这篇小说的书信体形式，用一种诗意的，或者说是非常写意的方式，去探讨剪不断理还乱的婚外情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描述一对恋人笼罩着神秘面纱的感情踪迹，表现的是关于爱、怨、恨的悲愤心情和生与死的永恒主题。三位女性的三封信，同样以纤毫毕现的精雕细刻之笔，冷静、客观地描述了心绪烦乱的不同人物的感情纠葛和爱恨情仇。
第一封信是三杉婚外恋情人的女儿蔷子写的。她在母亲彩子自寻短见前夕，从母亲的日记中得知母亲在蔷子五岁时，父亲的外遇找上门来，并把私生子丢在彩子处，父母因此离婚。其后母亲同表妹绿的丈夫三杉陷入婚外恋，几次受到良心谴责而萌生厌世轻生念头，饱经痛苦的精神折磨。蔷子从她母亲日记里抒发的人生感悟，看到了生命自身的有限和不可跨越的无奈，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颤。在母亲自杀后，她致函三杉声言同他断绝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