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叶罗费耶夫小说两篇
作者：维克托 ． 叶罗费耶夫
她会说：
“没准是艾滋病？”
她对自己的行为还有怀疑，但这是背叛之后的怀疑。她不是在做爱时背叛你，不是在跟新朋友享受床笫之欢时背叛你。她背叛你恰恰是在中断了跟你内心交谈的那一刻。爱与不爱的分界就在于能量是否互相传递。你已经不再是一半，而是砍下的一截，血从你身上喷涌而出。她也许因为背叛而处于休克状态，但这是她的独立状态，是她背着你采取行动的结果。你们已经不再是“咱们”了。很可能将来你们会在生活的另一种场合彼此相遇。那时候你都不知道该问什么才好。因为你知道她会怎样回答。情况怎么样？她会告诉你：
“很好。”
一切都好。或者用新世纪俄语中使用的说法：万事如意。你不需要这样的回答。
其实，在爱情方面，在感情生活方面，我们跟东方比较接近。我们选择的任何一种西方式的行为往往不会有好结果。竞争原则，猎人本性，极端性，确定性，男人的好胜性（女人也一样），这些西方的显示主动性的特征在我们这儿不仅不起作用，反而破坏并毁灭各种能力。最好是坐等着敌人的尸体在你的家门口抬过。赶上人家、说服人家、超过人家——西方的这种思想在这儿不起作用。欧洲的做法在俄国人的关系中是一种肤浅而又愚蠢的东西。
如果你腰杆子硬的话，你会克服男人的自尊心。这不难。如果你是真正的而不是假想的男人，你也会克服你是她肉体的主人的那种感觉。这比较复杂些，但是你也会克服的。不过你还怀着一线希望。必须坐牢或者被人抛弃才能明白，希望是你最凶恶的敌人。有一天你会打电话到她单位，她的声音有点悲伤。你一听会大喜过望：
“你的声音怎么有点伤心？”
爱情喜欢朴素的表达形式。她回答说：
“我为咱俩过去的生活感到伤心。毕竟有过不少好日子。”
“那你就回来吧。”你会傻乎乎地说。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在跟你谈话的时候她会不停地长吁短叹。你且别高兴。这是个不好的兆头。这是爱情的临床死亡。她可能想让你扮演另一种角色让你留在她身边，在日常生活方面你对她还有用处，对她来说你毕竟不是“外人”（她这么一说，你肯定会大受感动）。快跑，老兄，干吗站着不动，快跑，不然她会像勃里克收拾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收拾你，马雅可夫斯基可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弃儿。不管你是将军，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或者最新的法国哲学的出版商，实质都不会改变：她需要的不是你。
别当马雅可夫斯基。别在临死前写什么她是你的家庭成员，别给她从法国带回一辆雷诺汽车，让她的勃里克给她带吧。要不你就当一回马雅可夫斯基，带一辆雷诺汽车回来，还写上她是你的家庭成员。就连塔吉雅娜 · 亚科夫列娃也把你甩了，马雅可夫斯基。我记得在康内提克特跟她谈起马雅可夫斯基的情景。她当然因为马雅可夫斯基爱她而感到自豪，尽管据她说他不像勃罗茨基那样才华横溢，但是他很机灵，非常非常机灵，有人说他做那种事不行，其实不然。一切都很正常。她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她不爱他。他是天才，但是她不爱他。亚科夫列娃颇有兴致地看了看我。
“快脱了衣服去游泳。我们这个游泳池里的水是海洋里来的。”
我脱了衣服游了一会儿。她坐在那儿看我游。她个儿很高，很瘦，以我看，是个漂亮的老人。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人，完全可以跟她做爱，只不过她手里拿着棍棒，动不动会叫唤，况且她的丈夫里别尔曼就在旁边。描写爱情只能用粗俗的语言，不能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戴着麂皮手套。
她会告诉你她做的梦。她梦见了你。你们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你做的是噩梦，你在梦中会被妖魔鬼怪吃掉，会有血腥的场面，而她在梦中会坐着残疾人的轮椅离开你们居住的房子。
“瞧你做的是什么梦！残疾人的轮椅！”
她会深深地叹一口气。
“告诉我，我走了你难过吗？”
这时候不知怎么搞的，从保龄球馆里滚出来的一只球砸在你的脑袋上，球上还写着几个字：
“如果愿意的话，请等我。”
又给你一个机会。过一段时间她会说：
“你怎么拎不清！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想让你回来。”
你会这样说的。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她走了，留下肮脏的痕迹。她肮脏地走了，让周围的空间充斥了尿液和粪便。她喜欢肮脏，肮脏也找到了她。
你老兄神志不清。你打算给她写一封信，而且一定要带报复的口气。你将整夜整夜地不睡觉，通宵构思这封信。她把你的不懈努力看作男人的懦弱，她跟你耍脾气，光火，提出种种条件，而且说一不二，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如果你真的是个窝囊废，你将把她送到她跟情人居住的那幢房子跟前，而且你会对她的无私精神感到惊讶：她离开你之后不是提升了档次，反而下降了，她住在别人的斗室里，陪伴她的是人家的猫——仅仅是为了不跟你住一起。
“女人嘛，都像狗一样，”我家的乌克兰女佣、三十三岁的维尼扎人说，“请原谅我这个不恰当的比喻。你给她们做饭，放进食盆喂她们，她们理都不理，只要你把食盆一拿走，装作要离开的样子，她们马上围过来讨吃讨喝。”
接下来你会失魂落魄，你会痛苦不堪。今后怎么办？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生活？你赶紧去结识女人，还尽量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应该的，卡嘉不错，斯维特卡也不错，不过卡嘉身上有一股鞋油味，斯维特卡让你产生变态反应。你的处境就像一只脚被马拖着往前跑的人。她永远不会回到你的身边。你听朋友说她很幸福，他们还到天涯海角去观光旅游了，还买了房子。你会开始酗酒。你会开始生病。你整日闷闷不乐。你没有力气干活。你将坐在那儿犯傻。毕加索跟奥利加 · 霍赫洛娃分手后整整一年都没法画画。画家都是些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他们拥有上帝赋予的升华功能。话说回来，对于迟钝的人来说，最后一切都会得到弥补的。
最后她会说，当初分手的时候你如果表现好，我也不会离开你。
你会想：什么叫表现好？创伤将保留一辈子。你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乐观，充满朝气。你会变得像所有俄罗斯人那样疑神疑鬼。全城的人，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天使都会说是她抛弃了你。大家都会对你议论纷纷。到那时候你会问，究竟该怎样做才好。
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当初这样做是对的，也许不该纠缠她，不该对她抱有希望，但是任何一个活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这样的命——被人抛弃，何况又是被你的人生伴侣所抛弃。
假如你说她不是你的人生伴侣，我是不相信的，你也别去说她的坏话，别说什么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她不懂爱情之类的话。她是你的影子，你们太相像了。她以前曾经爱过你，如今爱上了别人。千万别说她的坏话。为此你会得到一笔数目巨大的奖金。你该拿出男人的样子，别抱怨命运，别猛抽烟，从今以后再也别相信女人。你应该爱上帝，爱国家。在重新下决心爱某个女人之前，你这个缺乏自信、可怜而孤独的人将等待数年。
也许这样很好，尝尝被抛弃的滋味，明白自己的能力和弱点，不再当高傲的白痴。话说回来，我自己不太相信。话说回来，要看对什么人。有人被地雷炸伤，而你是受了爱情的伤害。不该全身心的投入，息息相关？你说到哪里去了！你就是这样的命。被人抛弃。一点没有办法。
挺住，笨蛋。
挺住，笨蛋。
天堂见，老兄。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 · 罗斯托娃
如果使劲说“钱”这个俄语词儿，那么所有的牙齿都会露出来，模样就像龇牙咧嘴的狼。这是我在自己情人身上发现的，就在她不再是我情人的那一刻。我们坐在凯旋大街的一家法国小咖啡馆里，那天是星期日，游人如织，我们一边将油汪汪的羊角面包蘸着咖啡往嘴里送，一边彻底割断了我们的爱情。我们花的是那笔供同居使用的钱。数目不大。假如我是电脑时代的列夫 · 托尔斯泰，肯定会写一部新的《战争与和平》，不过内容不是拿破仑进攻莫斯科，而是外省人像汹涌的洪水占领莫斯科。他们使莫斯科像遭了火灾似的发烧发烫。小说能问世的话，里面肯定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充斥了无耻之徒和道德沦丧的情节。不过我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分子，并不认为莫斯科只属于莫斯科人。再说我自己也是自投罗网：年轻美貌、咄咄逼人的乡下女孩那种巨大的魅力既使我深受鼓舞，同时又让我吃尽苦头。她们受到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的感召，再加上莫斯科要什么有什么这古老神话的诱惑，她们不可能不拼命挤到首都来。这里，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确实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
宇宙中这块大石头上的生活是宇宙发出的梦呓。今天的莫斯科，这颗闪闪发亮、喧嚣不止、在黑暗中飞驰的流星，给人的印象绝对是既像节日般热闹，又像灾难般可怕。这里的生活汹涌澎拜，至今山上带着血腥味的喷泉喷涌不止，金钱像河水般哗哗流淌，它的脉搏像短波那样急遽跳动，虽然由于道路上的塞车现象而经常受阻，但是冲破汽车的重重包围之后，又在各个广场上活力四溅。
莫斯科的居民——苏联解体后十年中产生的蜕化变质分子、逢场作戏的弄潮儿和捣乱分子。他们是怎样的人？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更何况外国人，即使上帝也不知道。莫斯科并非建立在七个山岗上，也不是建立在往昔的荣誉之上，并不依靠政权，也不受制于权威，而是靠一种新的力量维系着。如果在苏维埃的三大建筑上可以观赏克里姆林宫的美丽景色，那么如今克里姆林宫本身就在观赏金钱的魅力。钱！钱！钱！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从纽约到华沙，马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个词儿，我自己也经常听到，其频率大大高于别的词儿。红色莫斯科对钱讳莫如深，让钱失去了价值。如今的莫斯科对金钱趋之若鹜。我自己就是追逐金钱的人。
交换和背叛——这是两个同根词。这并不像花样不断翻新的橱窗、汽车热、街头卖淫和广告那样一目了然，可是彻底改变着莫斯科的生活，把某些人的生活碾得粉碎。性别角色正在重新确定，性错乱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俄罗斯女性阶层——一批特立独行的女人。待到迟钝而具有宗法意识的俄罗斯男人觉察到的时候，她们早已出现了。
总而言之，出现了新的娜塔莎 · 罗斯托娃形象。
她不带钱包，也不穿内裤。她不想依靠内衣，也不想依靠金钱。她用最后的一百三十美元向我投资，给我买了一件礼物：带录音装置的东芝电话。她没有长久地等待回答。因为我的生活不仅发生了路标的转换，而且还有两代人的变化。少女与少妇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年龄上。
任卡的腋下散发出好闻的腊味。她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题材”。任卡的生活就是绚丽多彩的各种题材。她喜欢的题材就是旧的苏联照相机。新的相机——去他妈的。她不怕脏话。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候满口脏话，有时候没有一句脏话。她背着1979年型号的基辅牌照相机，做着激烈的几何状手势，脸上露出可笑的表情，正穿过欢乐港的树林，向海滨浴场走去。几位女伴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跟上她的脚步。游泳！她把无袖长裙往上一脱，露出被阳光晒黑的皮肤，纵身跳入水中。同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没有学她的样。
“真怪，”她们中间的一位电影女演员略带羞涩地说，“体形这么漂亮，简直不觉得是裸体女人。”
二十九岁的任卡还喜欢摆出各种姿势自拍照片。“照像狂”——报刊这样嘲弄她。有人说她的姿势太出格。她骂一句：“去他妈的。”你不会怀疑她是顽固不化的裸露癖。有一次跟“文化”报刊发生了争执，她辩解说：拍照片就要拍裸体，肉体跟精神一样喜欢自由。肉体在性的围墙里闷得慌。任卡是后色情时代的先驱。她的见解也很坦率，出人意料，丝毫不亚于她摆出的姿势。
“我的朋友罗达打电话告诉我，她那吸毒的丈夫上吊死了，我一下子情绪高涨起来。我想要给他照像。”
她皱起略带孩子气的眉头说：
“死亡令人激动。”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莫斯科的一位知名电视主持人向我承认。“她是那种——”他沉思了一会儿，“那种虚拟的女人。”
事情发生在他家的别墅里。我们看着儿童室那扇洞开的门，从那儿传来电脑游戏沉闷的响声。她跟朋友的十三岁儿子坐在一只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突然她站起来跑到我们这儿，兴奋地睁大了灰蓝色的眼睛，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杀死了神龙一号！”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 · 罗斯托娃。”我心里想。
年轻朋友称呼她的时候用的是英文名：“珍尼芙”。这样的称呼我不太喜欢，但是我也认了：他们都有绰号，有的叫美食，有的叫石油，有的叫胡萝卜，他们用这些假名上互联网，在全国到处旅行，参加喜爱的摇滚音乐会。护照上的名字等到将来开始“真正的生活”的时候再派用场，如果真会有这样的生活。假名还可以防警察，他们吸大麻、在街头闹事的时候警察总是装模作样的要抓他们。俄罗斯的年轻人都在干蠢事。任卡要我到电脑前写作的时候总要往我脑门上吹气，就像往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吹气一样，还用绒衣的袖子仔细擦一遍，好让我看清楚写的内容。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厨房里用巧克力酱把糖块垒成埃及金字塔形状，再在底部安上一个用金属薄片做成、模样像埃尔维斯 · 普列斯里的吉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