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叶罗费耶夫小说两篇
作者：维克托 ． 叶罗费耶夫
“必须待在一个地方，哪儿也不去，什么也别考虑，只想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这其中就有某种宣言的内容。
阿加塔特别不上照。她也不撕自己的照片——只是一看见自己的照片脸色就发白。也许她这一代人都不上照——这个时代太富有爆炸性了，他们的脸都缺乏稳定感。而任卡特别上照。在她住到我家里之前，家里到处挂满了她的照片。任卡试图在男人身上找到女性美，在少妇身上发现青春活力，努力把世界看作“差异的节日”——她的第一个摄影展就取了这样一个名称。俄罗斯画家的形象在变化：从渴望抨击社会、人和语言的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猛兽变成像黏土那样软绵绵的旁观者。俄罗斯并没有变得不那么寒冷，但是它的文化气候将变得暖和。任卡的摄影作品就是这种带来新视点的气候转暖的例子。没有任何压力，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没有一点挑衅。半似报道，半似剧照，半似业余爱好，半似专业摄影。她的人像摄影有一种原始的“宽宏大度”。她让人们有机会保持本真状态，她不打算改变世界，不评判世界：“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任卡的宽宏大度是有限度的。展览结束后一名姿色渐消的女记者在中国餐馆里向她提了一个不友好的问题：“我的天使，您是否过多地考虑自己了？”任卡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没有任何固定的道德标准。请记住。”女记者哑口无言。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你真的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回家后我这样问她。
“在那一刻我给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角色。”她解释道。
她在发挥自己的角色意识。有时候在她的作品里会出现与和谐的主题背道而驰的内容：光洁的抽水马桶里黄色的尿液上浮着一块带血的月经护垫。
“挑衅？”我问。
“我只是对女人的厕所感兴趣。她们在十八世纪是怎样对付月经的？”
我给她看杨 · 萨乌德克的摄影作品集。她仔细看他的作品。
“很美。干吗那么多挑衅的东西？”
这一代人因为强加给他们的激情而不喜欢任何的挑衅。
我们沿着斯摩棱斯克广场走过外交部。
“这大楼我觉得像苏联，”任卡说，“我印象中苏联就是这模样。”
“苏联”这个词她说得相当艰难，就像是外国词儿。她听说过索尔仁尼琴，但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阿加塔对我在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的那些奇遇很感兴趣。特别令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奇遇促使我“出名”。现在要“出名”就难多了。我好几次想把秘密出版《大都会》的想法告诉她；她不理解。俄国文明从官方权力向自由资本权力转变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她甚至没有参加少先队——“改革”妈妈不许她参加，苏维埃精神只跟她一次小小的调皮捣蛋有过关系：中学快毕业的那一阵她不穿裙子，而裹了一面褪了色的红旗，为此当地中学的校长大为生气。但是有一次我们坐在桑那浴室里大谈苏联政权的时候，发现她很想知道一切。
“为什么斯大林要杀死那么多人？”
她的同龄人忘记历史是有原因的——割断历史就是免除痛苦。如果阿加塔那一代人还可以在共产主义生活，那么任卡这一代人就简直不知道在共产主义下该怎么办，该怎么站队。无论是阿加塔还是任卡，她们对车臣战争、对普京总统都不怎么关心。当然，她们不喜欢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但是总的来说她们都无所谓。她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维度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潜艇沉没，以及其他种种合乎规律的灾难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都跟她们无关，她们不想讨论，即使要讨论的话那也是迫不得已。她们的世界是个人的世界，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形式，免得接触无法控制的东西。俄国人清洗掉苏维埃主义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亲近东方而不是西方，更亲近幻觉、醉生梦死，陷入了生活的其他维度。西方受到质疑，被判定为“无聊的”；出现了自发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虽然发自内心，但是随着喝酒数量的多少而经常在变化。清醒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喝得醉醺醺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个奇迹，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又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她们俩都不否认西方的成就，但是认为最好还是向东方寻求智慧。
快走到游泳池的时候我和任卡被收银员拦住了。
“女孩满十四岁了吗？”
好心的收银员想给我们打折。不过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简单：任卡骑在我的大腿上，扳着手指在悄悄计算。手指不够用了。根据未经核实的统计，我是她的第十五个情人。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挑衅地说她有四个情人和两个同性恋朋友。
“我轮流跟他们睡觉。根据情绪的变化，就像选择电台一样。”
“你收钱吗？”
“不收，尽管为解决住宿问题而友好地跟人睡过。”
“你不怕人家强奸？”
“不存在强奸。那都是女孩子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样，驱赶了对强奸的恐惧感之后，任卡开始用“游戏的方式”征服莫斯科。
如果说任卡由于同性恋的想象而飘飘欲仙，喜欢舔女性的私处，主要靠图画而不是靠感觉笑着结束，而且在自发的、根据情绪变化而进行集体乱交的时候像猫一样善于分配精力，像跨过脱下的内裤那样若无其事地迈入第二天（有一个例外：只有跟彼得堡那个把她叫做“上帝的礼物”的摇滚巨星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的那一夜还记忆犹新），那么阿加塔对任何的想象都无动于衷，她欣赏的是男人强大的力量，她又是叫喊又是呻吟，脸上带着一种悲惨的哭相（我和她先有性关系再有爱情），没有大肆夸耀自己不多的同性恋经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胜利（权力的标志：让女伴进入高潮）。但是我知道阿加塔是“爱之海”，是“一直想交媾”的女人。她身上有一种带黏性的、令人心醉神迷的色情成分，这种东西在她身上非常明显，就像面包中凸出的葡萄干那样。生活被那个爱她的人破坏的时候她会感到高兴。她顺便掂出了自己的分量，搭上了报复的列车——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形式。我们家里来了跟她相像、喜欢为生活而打拼的几个朋友。任卡一来，布景马上就换了。那些戴无檐帽的街头音乐家开始出现在我们家里。
许多俄罗斯女人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妓女情结。她们恬不知耻地挑逗男人。阿加塔身上就保留着这种情结。有一次人家把她当作妓女，她欣喜若狂：这表明我很漂亮！我们认识初期，还需要采用传统的办法，靠杜松子酒加汽水、出人意料的言谈、接吻和抚摸挑逗她。任卡能够控制局面，不允许挑逗。有一次她直接躺在我的肚皮上，她想做爱就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
色情的话题会使阿加塔兴奋起来，她很想看见自己的裸体。她的肉体要挣脱权力的枷锁。而任卡的肉体则想逃避。阿加塔的爱情是她生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就其实质而言需要回报的爱情的发展、变色和变形取决于金钱和环境：莫斯科户口、住房和工作。病态的嫉妒是“千万别当傻瓜”这个话题的继续，早就准备进行爱情大盘点。任卡耐心地为阿加塔寻找缺席辩护的理由。阿加塔则在背后坚持说任卡“毫不出众”。对任卡来说没有禁区，但是对那个被遗忘的俄罗斯文化题目——厌恶庸俗，在她身上苏醒了。高度的随意性与半天真的纯洁互相呼应。
任卡可以有所作为，也可能一事无成。她会不会成为一名摄影艺术家，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仅仅变成一种业余爱好，然后像蜗牛那样改变方向，回到克里米亚当一名嬉皮士？她这代人会不会克服“版本”或者也会蒸发掉？
意识断裂、充满矛盾的这代人正在让位给折中主义的一代人。可能这是一种进步，可是混乱还在继续。莫斯科在喧嚣，而任卡睡得正香。她的冰鞋在哪儿？她睡过头了，误了头天晚上预定好的约会。现在几点？下午一点！两点！俄罗斯的卑鄙无耻正在大行其道。睡觉比责任更有力。“新鲜黄瓜”（她这样自我称呼）和“健康的”一代人（这也是她的说法）的能量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沟通。任卡以压力不够为理由正在准备退出。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 · 罗斯托娃可以放心地睡觉，可以错过自己的第一个舞会。任卡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有时候学习有时候不学习，常常忘了准时参加新闻系的考试。就像整个年轻的俄罗斯一样，她正处在十字路口：是认真接受生活并投入其中还是马马虎虎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你说是飞欧洲，从莫斯科飞阿拉木图你说是飞亚洲。两种情况下飞往哪里都是明白的，而从何处出发就不明白了。莫斯科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心理定位，但是爱情和金钱的循环已经把优势还给了这座大城市。钱！钱！——一副龇牙咧嘴的豺狼嘴脸。金钱把爱情变成了像电脑排版那样可以随意移动的东西。阿加塔硬是从我这儿拿走了应该付给她的一笔钱，在尼日尼马斯洛大街买了一套三房的住宅。任卡坚信金钱的伦理“中立”，心安理得地靠我供养，但是继续用自己偶尔得到的稿费慷慨地给我买礼物。任卡回家的时候往往带着花。一束白色的蛇莓花——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那种浮华风气——如今又成了时髦。当我出发到德国办事的时候，她预先准备好了每天写五封信。我打开信看到如下内容：
“我的孩子！日益衰老的年轻人！你应该快活。时代变了，这你知道。现在只能快活，其余的一切正在慢慢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