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一部貌似悖谬书
作者：袁洪庚 范跃芬
并置文本A、B以及隐形文本C：一个
“现代抄写者”对小说叙事的解构
《最后旅程》由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并置（juxtaposition）文本构成。这两个文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照应，在技巧上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融为一体，后一文本的主人公通过前一文本折射式地表现自我，两个文本共同对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对小说叙事进行解构和重构。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以及十一章和最后一章构成“勃朗特的文本”。作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但主题却是当代的。《简·爱》充满神秘色彩，勃朗特设置许多悬念：古老的府邸、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上的疯女人……结局未能免俗，终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简在最后一章中自述道：“我结婚已逾十年……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得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然而在托马斯的翻案文本中，与罗切斯特缔结良缘的简·爱却并不幸福。新婚之夜她就有几分失望，因为罗切斯特已丧失性能力，而简对此羞于启齿。罗切斯特死后，她去马提尼克岛寻找罗切斯特和他的前妻伯莎的儿子时，还发现了罗切斯特那种对前妻难以言说的情感以及自虐式性变态行为。后来，简与罗切斯特的黑人儿子相爱、同居。与《白色旅馆》中丽莎的命运相仿，快乐的日子转瞬即逝，简很快便染上热病，不幸身亡。娴熟运用女性视角、善于发掘女性内心世界的托马斯用比现实主义更现实的笔触解开罗切斯特第一次婚姻带来的感情纠葛，让喜爱《简·爱》的“灰姑娘”浪漫色彩的读者深感失望。
第二个独立的文本由小说的其他章节构成，故事发生在当代。在这个“故事中的故事”里，米兰达是一所大学研究妇女文学的专家，她也在续写简·爱的婚姻结局，并以勃朗特专家的身份赴法属马提尼克岛（简·爱在此找到她的最后归宿）参加学术会议。在此期间，她借助性冒险表达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勾引当地黑人、一度陷于与父亲的暧昧关系中不能自拔。她是一个具有反叛意识的当代女性、丽莎一类人格分裂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一面谴责西方建立在帝国主义血腥侵略、战争政策基础之上的富足，一面依赖政府的津贴生活。
D·M·托马斯在《最后旅程》中继续致力于实验性元小说文本写作技巧的探索。笼统地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种的元小说是颠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并揭示其虚构性的文本、是提醒读者留意小说写法的文本。在《最后旅程》中，这种颠覆是以两个有关联的文本的相互印衬实现的，它们交叉在一起对读者施加影响，最终在他/她脑海里生成一个以读者或读者的审美取向为主体、见仁见智的隐形文本。换言之，托马斯已将自己的身份由传统作者转变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作者，也即一个“现代抄写者”：
“……（作者）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父与子的先后关系。相反，现代抄写者却与其文本同时出现；他不以任何方式具有先于或超出于其写作的某个人……继作者之后，抄写者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而只有他赖以获得一种永不停歇的写作的一大套词汇：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①
笔者认为巴特的这段论述实为解读包括《最后旅程》在内的一类实验性元小说文本的钥匙。巴特的意思似乎是说，对于读者而言，文本不再是作者的产品，而是与抄写者处于同等地位、呈“共时”状态一起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事物，因此读者应将他们等量齐观。托马斯对小说写作技巧的探索便是将巴特的思想付诸实践的一种尝试。
作为符号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在文学艺术鉴赏和批评领域里的集大成者，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之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也许这一论断恰好揭示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文本的实质，即消解现实主义文学观对语言再现现实功能的强调、肯定现代主义文学观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疑惑、沉湎于阅读过程中所指不断迁移的游戏、暗示读者才是符号文本意义的最终确定者。
与巴特所说“抄写者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论断相映成趣的是托马斯借米兰达之口抨击夏洛特·勃朗特、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小说家“说谎”，甚至“是说谎高手”。“他们说谎是指作品的素材和主题都是取之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但作了歪曲和变形，这部分是出于虚构的需要，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认识在创作一部分传奇故事浪漫故事时所要发掘的自我。”（第109—110 页）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与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所有的陈述注定都是谬误，它们与试图再现的现实之间总有距离，所以人们的一切书面或口头表述也就无所谓谎言不谎言。当代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的畅销书乍看起来荒诞不经，却比夏洛特·勃朗特、普鲁斯特等人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作更接近现实，因为这类荒诞不经的作品均以某种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作者讲述的只是一个故事、只是在“说谎”而已，并不试图表现“真发生过什么”。对此，托马斯用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表述道：“小说家越是远离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他或她就越不会说谎。”（第109 页）《最后旅程》便是托马斯在“错误陈述”基础上做出的另一“错误陈述”，是对虚构的再度虚构，是对客观现实、心理现实的摒弃，亦是在致力于虚构的同时昭示小说的虚构性。
小说中对虚构的再度虚构是以并置（juxtaposition）的第二个独立文本中的女学者米兰达的故事实现的。她去马提尼克岛参加学术会议，并拟定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根据夏洛特“遗留”的手稿来续写简·爱的不幸婚姻，以发掘出“一些受压抑的主题”。（第 143 页）与简婚后面临的窘迫情形相仿，米兰达的婚姻也陷入重重危机。米兰达的父亲老史蒂文森指责她丈夫为“清教徒”，据此读者不难猜出她和丈夫的性生活不和谐。她所描写的简的婚姻不幸实质上正折射出她自己的不幸婚姻。这也是“发掘自我”的一层含义。在体验到一系列类似《白色旅馆》中丽莎所经历的迷惘、痛苦后，简在马提尼克岛找到了罗伯特，一个可释放力比多的对象，而米兰达也在马提尼克岛以性放纵的方式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罗伯特比简年长许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是一种变形的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这与米兰达本人对父亲的乱伦冲动相映成趣。虽米兰达父女未越过最后那道防线，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罗切斯特和伯莎身上也折射出米兰达父母的影子。米兰达的母亲爱玛得了狂躁抑郁症，同伯莎一样放荡、美艳，最后在癫狂中自杀。她父亲也像罗切斯特一样性变态，他喜欢听艳事，那是种“强烈的嫉妒和兴奋的奇怪的混合：当年爱玛用她同其他男人的艳事来刺激，挑逗我时也这样”。（第 143 页）和女儿相处时，他常常会把米兰达当作她母亲，出现很多幻觉，甚至对女儿说“你的腿真漂亮，爱玛，彼得赞美它们了吗？”（第 139 页）
亦雅亦俗：技巧、情节兼顾的元小说文本
作者多次重申续写的小说是根据夏洛特遗留的手稿改写而成，最后却通过米兰达父女间的对话一语道破小说写作的虚构实质。父亲说：“那段有关制造简·爱手稿的文字——不用说是虚构的吧？”“哦，天哪，是的！”（第 149 页）小说写作的虚构性不仅在第二个文本中得到揭示，在第一个文本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作者在第二章就直言：“众所周知，小说里——就拿奥斯丁小姐的小说作比方吧——作者在表述婚礼后也许是最有趣的内容时往往会吝惜笔墨。于是，洞房里的床笫之欢连同婚后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的细节都避而不谈了。”（第 10 页）关于性的话题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禁忌。作者却以戏谑的口吻，以十九世纪的叙事手法大胆阐发性的主题。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诸多的价值观念和禁忌的揶揄，从而颠覆了夏洛特原作的本意。作者还提示读者：“我注意到类似的经历（指婚后的生活细节）从未在结婚的圣殿里提及，缘由是我们这些作家都心存疑惧，尤其是女作家……”（第 12 页）这是在提醒读者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简·爱的时代或夏洛特的时代，因为这些受压抑的主题在那个时代从未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