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跳房子
作者：［澳大利亚］布赖恩·卡斯特罗 作 王光林 译
八岁那年，我成了少年联合会的冠军。后来我得了伤寒，一只散发着自负烟味的手指放到了我的太阳穴上。又是卡夫卡。
台风与发烧。多少年来，我妈妈一直带我去看哈佛毕业的医生，一个真正的医学博士。他用两英寸长的针头给我扎针。他的助手通过地下酒店的裂缝乱塞些药物，而裂缝的背后则闪烁着束束光线，一罐罐流产后的死胎严肃地立在那儿，特别引人注目。楼下，一位中草药专家扫着地下的碎屑，消沉而面带嘲讽。他一直在召唤着，但能提供的只有蛇，也许是人们丢弃的脐带。我们从没进去过。后来连续数日世界变成了金色，浸泡在琥珀色里，每一本书都成了一座我永远不会去航行的灯塔。我的眼睛慢慢地模糊在血丝之中。
他们送我到了澳大利亚，那儿有阳光、体育运动、芳草、海的咸味以及一切人们真心渴望的东西。我的内心充满了令人可怕的焦虑，我倒宁愿自己是生了场病。在学校锻炼时，我潜到水底，躺在那儿，瞧着水草，或溜进海底洞穴里，探测一下大潮下面的水深情况，想从愤懑之中解脱出来，寻求一下非凡的呼吸能力。
父亲离开母亲时已失去了大部分的好牙。他让医生把这些牙齿拔掉了，为的是减轻一下头痛的压力，也不再做什么澳式自由泳，而是把衣服放大了一点。
我在大街上，在一个地下通道旁遇见了他，还是老样子。他已没钱，在做一名纠察。他感到自己不得其所，用航空袋凑合着吃些中饭。他告诉我，这种事情会过去的，就得经历些信仰丧失之类的东西。他的朋友都很富有，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人类的社会生存。我用赌金计算器给他买了些饮料。
不管如何，我变得越来越壮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能宽容。我的肺活量在扩大。后来有一天，我在跑完二十圈之后，一个老师过来量了一下的脉搏。我的心几乎不跳了。他感到很惊奇。我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还有失望。脉跳不错，他说（他原以为我会死）。又不是奥林匹克运动员，心跳居然会这么慢。然后他又皱了皱眉头。当然，你也得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很明显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点。没关系，他说，并且虚伪地责备我。你会长寿的。肯定有一项你能从事的运动。
你瞧，我过去放缓脉跳来检测效果。圣人和罪犯同样如此，目的就是想检查一下死亡是怎么回事，看看他们是否还有联系。这是一个跨越运动。
我期待着他们能够在后来的生活中重现，心灵之魔与身体之魔。事物无可挽回的分裂着。每天一开始，身与心就开始分离。笛卡儿会很喜欢看到生命被如此割裂；一副纸牌，几只骰子，一副绞刑架。如此这般充满风险的利落行动。但是心灵没有自身的节奏。在肌肉不由自主的野蛮扩张之中，神秘也变得习以为常。所以，无论何时，只要爱情悄悄靠近，就有必要长跑一段，每跑一英里就测量一下感情流失情况。好消息来了，也就该测量一下海底深度了，每上涨一点就做个标识。成功的测量也就在瞬息之间，而骑车登上每一座山靠的就是纯智慧（自行车）和纯肌肉（心灵），渐渐靠近目标：一发现身体有病，那就在健康时探询一下死亡。所以，不用尝试，一切痛苦和凡夫俗子都留在了后面，要想具有竞争性很容易，而要消灭这种令人哆嗦的人类琐事就更容易了，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整个民族就是建立在这种消灭基础上的，用不了多久，一切灵敏的感觉就都消失了。我穿着短裤站在镜子面前，假装在练习拳击。
1943年，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鲁赫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创作他永远也不会发表的作品。
我已放弃了讲故事因为我对此有种恐惧。
从希特勒上台开始，讲故事就成了一种瘟疫：这种皮疹般的故事浸在虚假里面，得不到解放。布鲁赫应该从事一些体育锻炼，但这或许只是另一种方式的相同绝望。一旦他读到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以通过马拉松赛跑而得到救治，他就会感受到这点。
他们忘了提醒你还得永远跑下去。
我们每天都在桉树下运动，运动完之后，我就在书上划些线条，然后再将它做成方方正正的盒子，直到我听到第一声天国①的吱吱声，这是通往蓝天之门。我抽出一根香烟，然后离开了这个国家。
我是在一片港湾口出生的：当时，喷气水翼船和直升飞机犹如昆虫轻轻掠过水面。傍晚，陆岬从脏兮兮的迷雾中开始浮现，而乱糟糟的夜生活犹如对位一般也应和着，抗衡着汽车，霓虹灯和可卡因的脉搏。现在，一股臭风刮起了不同的竞争。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的心在撞击。吸收潮湿和疾病。我开始将这些飞快的节奏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写作也是如此。
次日下午，我表姐带我去扫墓。现在是清明，是扫墓的时候。我表姐是欧亚混血儿，非常漂亮。她坚持着她父亲的这些传统。山边一直延伸向水，陡峭凶险。我看着她点香，感到她的屁股正靠着圆滚滚的石头，我的心头同时涌现出一股欲望和尊重。然后我看着大海，看着其不断变化的色彩和表姐非常柔和的嘴唇。第二天下午我一个人回去了。从那以后，每天下午都是如此。和以往一样，我看到五六个女人在海滩边的大阳伞下面工作着。她们在挑选石头，一块块清洗，她们还挑选大小，如果是大的，就将其敲成小的。她们燃烧木头，再把头盖骨烧成灰，用榔头把它们敲进去。只是在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伞不是用来遮阳提供舒适的，而是为了掩盖掘墓。在另一个山脚我发现了死去已久、遭人遗忘的亲戚的标识。我的叔叔杰米·希梅内斯。远东拳击冠军，曾经将一个健身实心球塞满铅沙弹，然后来回拳击。我的大伯安东尼奥·里贝罗，岛内的游泳好手，在上世纪初蛙泳跨过鲨鱼出没的海水，为的就是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也失去了他的爱。我的祖父卜尼法西奥，一位非凡的跳远好手，从一只船跳向另一只船，结果落在了两船之间。另外，喜欢跳芭蕾舞、抽鸦片，外号叫“啄木鸟”的乔治叔叔，其精确计算、拍打优雅的羽毛球曾给他赢得“羽坛蝴蝶”的模糊绰号。
20世纪60年代
一个名叫爱德华·凯恩霍兹的艺术家
创造了他所谓的“观念造型”
他卖给你一个观念来换取你应该能够实现的
实际建筑的三分之一的成本
一件雕塑或一件安装
既然你拥有了观念
描绘在一张8 1/2×11的纸上
其标题镌刻在一只铜匾上
对待生命你也可以同样如此
在一条人行小道上立好标识
尽管它们实际上并无多少价值
甚至不及一个概念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写信给凯恩霍兹
我说爱德
请给我一个体育生活的样本
因为我付不起救赎的观念
他回赠我一张8 1/2×11的纸
上面划了
一条线
一道划痕
一道刻痕
这就是你跨越的地方你知道这很有用他说
良心的危机或油腻的手心
摇摆或凡士林
还有嘿
我们有些人就是富不了
我做了一块铜匾，立在已有些荒芜的父亲墓前。他们已差不多忘记了他是谁。他死前的一个晚上曾搞过一个聚会。我没什么后悔的，他说。然后将我的女朋友带到酒吧。我坐在石头上，画着我的方格子。那天晚上，他告诉了她一些他从未告诉我的事情。他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我是说他的实际价值，他说。一阵寒风刮向我的后背。而在我生病做梦时，我听到的是它的咆哮。他们曾经在他身上打赌，后来所有的都给划掉了。一点一点。我是唯一一个将它诉诸笔墨的人，因为“要么有、要么无”是他自己的建议。1929年我父亲是上海的顶级骑手。
我站在他的墓上，凝视着他的遗作，从这儿我领悟到了卡夫卡本能地感觉到的：所有的独特性都源自对胜利的阻隔。现在有的只是空洞的。
单足跳
迈步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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