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私小说的回归与出走
作者：［中国］李德纯 作
通观上述各篇小说,可以看出第三批新人是借用了私小说的细致缓慢地推进节奏的叙事成规，加以对西方意识流尝试性摸索，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和特有的艺术手法。尽管他们的作品同私小说和意识流有离有合,但从中还是透视出对二者合多于离。其叙述结构和特定时空转换跳跃性较大，尤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这种心理上的冲突，也隐伏着时代变迁的明显轨迹。由于作者在叙事转换当中进行了合理的铺垫和过度,从而避免了故事内在逻辑的断裂,塑造人物很有生活感,都是出自生活中之常态。欲望的渴求与惊恐中展示的狂放之火,是正在燃烧或者燃烧过了的激情。这激情被痛苦扭曲,似正接近毁灭。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预言了他们的命运,同时为其做了悲伤的注脚,对他们与社会构成的矛盾的意义有所感知，不过，作者还没有把这感知向深层挖掘。现实生活中，爱、美、死给人的感觉,似乎比作家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能看到作者的困惑，由生活引发思考还是大多数第三批新人的写作路线,感于人与物或生活现象的还是占多数,
三、从加害者视角揭露法西斯罪行
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里表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感和浓淡不一的色彩差异，这原是不足怪的。正如文艺评论家服部达所指出的那样，第三批新人在二战中度过了青春岁月，经历了一段兵戈离乱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投影①,烘托出了对生命的深层感悟和严肃思考，触摸到了硝烟弥漫中留下的失落和伤感。该派某些作家勇于突破自我、挑战自我，跨越表现和感觉距离，尽可能尝试新风格的转型。远藤周作的《海和毒药》（1957）、《架着双拐的人》和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愉悦》（1950）以及小岛信夫的《步枪》（1952）等，讲述了救赎和疗伤,颂扬了人类精神的复活。尽管战争是惨烈的血与火，但与血与火相比,更让人害怕的是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战争不仅有士兵和枪弹,通过战争来表现人性和人物心理状态,代表着新的发展趋向，并拓宽了新的艺术境界。
远藤周作获芥川奖的《白人》（1955），主人公是个德法混血儿，他在德寇入侵巴黎时为德军做翻译，为了替盖世太保追捕抵抗运动的法国神学院学生杰克，强奸了知道杰克藏身地点的一位修女。杰克惟恐因救助修女而泄露抵抗组织机密，不惜违反天主教视自杀为罪过的教义死于非命，作品描述了他对德寇抗争的毅力与痛苦绝望的心理体验。远藤周作还以相似的故事原型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海和毒药》，它以深邃凝重的文字，揭露了九州帝国大学在二战期间用美国俘虏做活体解剖试验的残忍，谴责了日本法西斯的惨无人道。他的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里的加藤，在治疗过程中回忆起在侵华战争中曾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农民老母那双升腾起满腔怒火的眼睛令他挥之不去，精神的压抑使他战后得了两腿僵直的怪病，只能拄拐站立。如果那位姓菅的医生开导他说那是战争中奉上级之命不得已的行为，也许他会甩掉双拐，然而，这位性格耿直的医生认为自己不是上帝，无权宽恕这种罪行。小岛信夫的《步枪》（1952）的主人公、21岁的二等兵阿慎在内蒙战场，因枪法好而在班长的命令下杀害被俘中国女性，一想起中国女性的愤怒眼睛，他就为残酷的战争将自己变为杀人机器而备受煎熬。任何有意的扭曲、掩盖、粉饰都违背历史真实。作为作家,如果不能说真话甚至讳莫如深,只会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人格分裂。上述小说与战后初期多从被害者的视角描写的日本同类题材作品不同，是从加害者角度出发的详实追述，抉微钩沉,用可以落实到实处的细节烛照长久以来被遮蔽的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与罪恶，对过去阴暗时日的诅咒力透纸背，并把个人体会融入到运笔之中，比起一般的反战文学来，表现出的灵魂忏悔与反思更为深切。特别是《海和毒药》，小说一开篇描写加油站老板在公共浴池厚颜无耻地吹嘘他在中国“华东那阵真叫痛快，随便玩女人，谁反抗就把他绑在树上作劈刺术练习的靶子……在支那不只我一个人这样，那帮家伙最少也杀过一两个人”，还说附近的西服店老板当过宪兵，在南京大屠杀中滥杀无辜。这是以同类题材作品（它们表现出的往往是那种救赎的艰难与尴尬）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及令人发指的情节（而非简单地把日军士兵说成仅仅是被历史裹挟的人），大胆触及严肃而又敏感的历史问题，做到了某种程度的真实。
战前的日本军人在战后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角色错位，不得不面对形象被全社会重新塑造的现实。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转机，却不过是一个新的困境的开始，眼前一片陌生与迷蒙，在希望和失望之间不断挣扎。用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话说，这是以为自己进入一个港湾，却发现自己其实面临着新的汪洋大海。在这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时刻，他们开始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途径，希望依靠从身内看到身外、依靠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走出这绝境。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愉》以私小说的写实风格和意识流相结合的手法，以残疾军人主人公“我”为叙述角度,描述了“我”在战后去区公所领取伤残军人抚恤金的艰辛。为了给人以病态的印象，他在领钱的头天夜里不睡觉，翌晨没有胃口吃早点，爬山坡时中途也不休息，弄得身心俱疲，但依然得忍受那位浓妆艳抹的18岁女办事员的白眼。在她眼里，“我”身体棒棒的，不是“伤残”。而主管发钱的男职员K则故意打开室内所有灯光，把“我”领钱的单据拿给身旁的几个人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对“我”的“伤残”怀疑不止。在战后初期控诉和批判军国主义的社会风潮中，旧军人和从殖民地遣返回国的日侨被视若另类，备尝世间冷遇，一个靠抚恤金生活的伤残士兵，贫困潦倒，人格被扔到社会最底层，作家将这样的状态和心理深刻地呈现出来，其中的历史纵深感体现出了时代气息。我国作家刘醒龙说过：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安冈章太郎似乎二者得兼，他是把自己当过兵的历史碎片拼贴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笔下的每个字镌刻着的每一步,都真实表示出战后新环境给他们那类人带来的阵痛。他的《逃亡》（1957）也以写实的手法，通过日本旧军队对普通士兵的营养失调和流行腹泻等疾病的置若罔闻，控诉了法西斯军队的残酷无情。
四、美军占领下的社会风情百态
多少年来，民间传说的“灰姑娘故事”总是无数人幻想中的爱情童话，安冈章太郎的《玻璃鞋》（1951）就是一部现代感十足的东京都市版“灰姑娘”。虽然也是一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二人却无缘结发，只是奇妙的偷情关系。主人公猎枪商店值夜班职工“我”给驻日美军军医格烈克中校送猎枪霰弹，同他家的日本保姆悦子相识。上校偕夫人去外地旅游三个月期间，“我”与悦子偷尝了禁果，直到上校结束假期才被迫分道扬镳。在所有的好运中，灰姑娘穿上水晶鞋无疑是最具吸引力。作者把悦子比喻为穿着玻璃鞋的灰姑娘，他们相爱过程中的内心活动和涉及的生活琐事，不仅是爱情的甜蜜与痛苦，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品味。以思想敏锐和文风尖锐著称的文学批评家小田切秀雄认为小说“以明晰的背景，刻画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迷茫、困惑、爱情受阻的悲哀。”①
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1954）同上述小说一样主题鲜明，思想内涵深刻，是反映美国占领那段历史的一面镜子。此书以战后第三个年头为背景，写日本的英语教师们集体参观驻日美军子弟学校时，美国校长自恃优越的大国心态，对日本歧视和嘲弄，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厌恶。小岛信夫以强烈的批判意识，描绘了日本教员山田的曲意逢迎，热情赞颂教师伊佐在参观过程中同山田势不两立，由此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戏剧冲突。同是在都市游荡却追求迥异的两类人群之间所形成反差与对比，于轻松的背后让人产生了感同身受的忧郁。
“第三批新人”的惟一女作家曾野绫子的《远方的来客》（1954），用第一人称描写19岁的女主人公波子于1948年夏在美占领军的旅馆服务台工作，因患热伤风去医务室取药，同美国军医上尉迪奥里相识。上尉说要收费，波子则表示日本由于战败命运奇惨，作为战胜国的美国有义务助一臂之力，上尉报以一笑，在波子眼里那是害羞的笑容。从此他们成了似乎无话不谈的好友，但此后上尉却向波子问起，她是否也像其他人那样把药攒在一起卖钱。在这里，女作家戳穿了一切温和的表象，寄寓着针砭现实的深意。
以上几部短篇，其命题的发现都来自对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质疑，都如实展露美军占领下的社会风情百态，提出了“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折射出美国占领者的骄横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作品别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民族品格，但并不代表第三批新人的共同风格。
（责任编辑 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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