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私小说的回归与出走
作者：［中国］李德纯 作
事物总是在矛盾之中发展，不断打破平衡。文学要发展也需要不断“回归”，更需要不断“出走”。“回归”不是对传统的机械照搬、拼凑和挪用；不“出走”则无法发挥它在时代生活中的特殊功能。所谓“出走”，就是不因循守旧，不断涵纳新的时代内容。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于大正年代、在二战期间度过青春岁月的日本年轻作家，经过了各种艺术思潮纷至沓来的艺术场景，在传统与现代转变、选择与超越中，表现出了向具有日本特色的私小说转靠和“回归”的势头。这次“回归”不屑于成为某派某家形式上的模仿品，也不是盲目的追新出新，而是走出囿于私小说的局限和“原生态”，颠覆其程式化、套路化的僵硬结构,为其注入活力。他们注重把原生态最大程度地贴近现实，将“原生”型特质与作品创作方式完美结合，还原生活的质感与鲜活，真实反映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间接带出社会变化和历史潮流，从而使作品渗透着独特的审美品质，于互动中创新。这次“出走”则表现为吸纳并借鉴纯文学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法,实现双向建构、沟通和转型。在战后日本文坛充满了新的试验和新的横向挪用的西化思潮中，他们通过传统和现代的混合反应承载主题，有力推动了日本文学由私小说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和思维价值观的转向，变幻着他们对文学的多样性理解和诠释。“回归”与“出走”的有机结合，有继承又有创新,这就是所谓第三批新人①强烈的更新欲望与重构的艺术追求。捧着新作脱颖而出的远藤周作、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三浦朱门、曾野绫子等，就是因这种探索与实践而为社会所熟知的著名作家。他们初试身手便蟾宫折桂，囊括了1953年至1955年的芥川奖，还有几位在直木奖评选中金榜题名，取得了骄人业绩，他们承担了重建私小说的价值任务，并给出极富建设性的叙述和理解。
所谓“私小说”发轫于上世纪初，通过凝视自己来凝视生活，折射社会，作品由“我”（“私” 在日语里即“我”的意思）出发，更具有个性化的、自由的小叙述语境，构成回忆录似的悠长意境。从其产生、发展与演变来看，前期正值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开展，它摈弃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正视现实，向封建道德和旧风俗发起攻势，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萌芽，后期由于不加批判地生吞活剥与盲目推崇法国作家左拉提倡的自然主义，取其消极一面，人物的私人化生存世界占据了小说的绝对空间，成为一种无法偏离自己的题材。这两种倾向中，前者由个人看社会面貌和世俗精神，具有一定认识价值；后者较多地带有自言自语性，追求的是“私人化”的极端膨胀，基本上是作家以一己的真实生活讲述虚构的故事，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来看，题材和手法重复，内容脱离现实,限制了表达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即使是描写生活的作品，也远离了大众和社会的主体，带有明显的创作者的个人喜好和审美风格,成为少数人自吟自赏的清玩。真实的经历远不如想象生动迷人,文笔不错,但立意平淡。天地和故事场景的单调狭窄,其结构形式和艺术特质已相对固定。可见，私小说的屡遭抵制和批判，有外部因素，重要的还是内因。个别作家甚至把作家个人的忧虑当作现代生活中的问题，不无把生活真实与社会真实混淆在一起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在个人小天地中的低吟浅唱，同表现人的生命底蕴不无游离之感，而且还缺乏简洁明快的格调，这也是日本这四个小岛的狭促而变小的反映。这种先天不足及历史局限,造成日本至今还缺少那种深刻、厚重、气势宏大史诗性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私小说不以情节为基础而在细节的层面展开，虽然情感意味较重，却不是发生在情节之中，而是先于情节存在，全面寄托于细节，却又不强调细节的奇异，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化写作套路，其叙事也进入困境。
二、私小说的扬弃与异化
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从私小说的形成、流布、特点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嬗变来看，它也不应锁定在原有基础上一成不变，而应当与时俱进，在手法上杂糅私小说和意识流于一体,丰富着同时又消解着它的意义，这样可使作品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现实与过去的时光中交替出现。其中的时差记忆是意识流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时差，却也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初具影响和最具影响之间的时差，可以多层次地展现出时代和人物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嫁接和拼合，而是融入了作家对民族文化的感悟和心声，一种与本土文化和母语相融合之后既现代又传统、而且水土相适的文学范式。
第三批新人的创作随时代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审美取向，内容上着重于美学的生命意义与现代意义。他们讲述故事的时代背景,正逢朝鲜战争和对日和约的签订，日本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经济上也取得了急剧的恢复与发展，国内外形势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第三批新人紧密联系日本社会的问题和变化,给予弱势群体以最大的话语空间，展现了市井众生在社会转型大环境和家庭、情感生活这个小环境下的浮世绘,在文学转型中提供新的载体。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作家写作资源和灵感所在，甚或人物性格特点也非常贴近其本人, 多是独特个体精神、个体情感的形象表达。这类小说是作者通过结合特定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以自己心灵中印象最深的那些人和事为原型，重新拼接组合的非虚构叙事。
最平凡的人身上往往蕴藏着最感人的淳美。在表现小人物满足于物质生活，精神上没有太多追求的生存状态与市井风格方面，庄野润三的《游泳池畔小景》(1955)和安冈章太郎的《海边小景》（1959）等颇具代表性。在获芥川奖的《游泳池畔小景》中，主人公纺织公司副科长青木弘男因单恋独身而标致的咖啡馆女业主，挪用公款被公司解雇赋闲在家,收入中断，好在妻子在收与放之间委曲求全,深情携手,他们相互关爱，共度生活的磨难。这种不同时代的冷暖对比，在生活的历练和岁月的沉淀中，使新的人生感悟和想象得到了延伸。《海边小景》记录了主人公信太郎陪护患老年性痴呆症的母亲入住面海的精神病医院的九个日夜，每当望着窗外鲜明的落日，战后初期晚霞映照下的那段艰难的往事就浮现眼前。
在日本，妓女题材是日本作家永远说不尽的充满刺激的另类都市题材，同样的故事原型在小说家的笔下千变万化。对于灵与肉的折磨,他们用执著、用艺术,作着各自的解答。吉行淳之介以《本色的市街》（1951）和获芥川奖的《骤雨》（1954），同是以日本禁娼法公布前的所谓“鸽子笼的街道”（即妓院）为题材的情感故事。男女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生儿育女，似乎是人类的一个普遍公式。然而，在战后新时期新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碰撞中，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判定爱情婚姻的存在方式，选择在这公式之外的生活与婚姻绝缘。《骤雨》正是从时尚角度描摹了战后日本青年男女感情、婚姻和家庭的变迁历程，展示了战后时代“只要恋爱，不要婚姻”的爱情潮流，是对解除了禁忌的乌托邦文化的想象与追求。吉行淳之介真切地触及到了男性所面临的对爱情、对婚姻、对生活的“我选择，所以我快乐”。主人公山村英夫是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所谓“单身贵族”，大学毕业后做了三年公司职员，到了适婚年龄对结婚意兴阑珊，便同小他四岁沉沦风尘的道子炽热迷恋，倾心于这种不被世俗所容的非理性“精神出轨”，感情专一而执著，甚至见到自己痴迷的道子与嫖客欢爱也会吃飞醋。书中虽没有特别敏感的床戏描写，却省略了山村的一些正常心理活动，强化了非正常的心理活动，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来看，评论界认为小说并没有背离日本文学从不丑化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写作传统。小说的故事只说了一半，充满了对现实社会中的理想和爱情的反思与质疑，把一个面对远去的梦想和堕落的爱情的外表颓废叛逆的边缘式人物，描摹成了爱情至上主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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