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写好作品是一种革命义务

作者:尹承东/译




  “据说这本书你开始写了几次,甚至一下子扔掉过四百页原稿,因为你对它们不满意,这是真的吗?”
  “没错,好多年我都想进入这个人物。”
  “什么意思?”
  “我想描绘一幅内室的肖像,但是我没有找到地方潜入这个内室。”
  “我认为,面对你这部著作,想到你对独裁者的观点归根结底是怜悯的,可以提出有关作家的承诺,或者说使命文学这个重要的老问题了。”
  “我不相信用写作去装模作样、处心积虑地说服人们相信独裁者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因为那会限制创作自由。而凡限制创作自由的东西都是反动的。我认为写好作品是作家的一种革命义务。”
  “你给我谈了你认为你的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我希望你能跟我谈谈那部我认为是最完美无缺的作品:《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读过一次。我认为有一种见解非常正确:‘上校是一条直线。就是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这部作品我写了九次,它是我作品中最无懈可击的,它可以面对任何敌人。”
  “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吗?”
  “没问题。它可以经受住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就是另一代人的见解。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过去,这部作品会变得越来越高大。但是我很少想我的作品,现在是你让我想这些事情。”
  “不知为什么,我原以为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现在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我从前很紧张,每天吸四盒烟,后来我把烟戒掉了。”
  “你依此想表明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是的,这种变化是我意志坚定的结果。但是有个熟悉我的人让我看到,既然连那些诱使我吸烟的心理因素都可以消失,足见我的变化有多大。我一生都渴望耐心和平静。”
  “不用镇静剂吗?”
  “不用。镇静剂说到底只不过是让你睡觉,可我不喜欢睡觉。我儿子有时问我为什么醒来时那么高兴。我告诉他,噢,因为我抛弃了梦想。”
  “你担心老吗?”
  “担心。我很在乎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这并不滑稽可笑。你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我跟卡洛斯·富恩特斯一起乘火车旅行。他起床后照了照镜子说:‘妈的,坐火车把我折腾得老成了这个样子。’”
  “噢,我对你讲的老,是更广义的。它不仅指人的身体,而且指人的性格特点。你的性格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很年轻的,譬如说,你很有朝气。”
  “尽管仅仅是有朝气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有总比没有好,对吗?有一次我乘火车从巴塞罗那去日内瓦,身上只有给朋友带的一本《百年孤独》,我就拿出来读起来。”
  “我从你的脸色看,好像你不喜欢。”
  “你说错了。我喜欢,真的。但是我一边读一边对自己说:‘妈的,我再也不这么写了。’大概我现在写的跟从前不一样了吧?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如果我自己爱自己,你不爱我也没关系。’”
  “我希望能给我谈一谈随着工作的变化你的情绪是怎样变化的。比如说你在写作或者不写作的时候,你在刚刚写完一点东西或者想开始写一点东西的时候。”
  “梅塞德斯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写作的时候高兴。每当我在家里感到心烦的时候,她就说我需要开始写另一本书了。但是……”
  “你不同意她的看法。”
  “她没有看到我钻到地道里工作的情形。天哪,那六个小时!”
  “那六个小时让你很苦恼。但是我认为写一本书是有很多时刻的,而每一个时刻是不同的。”
  “是的,这话不假。如果我在开始时想不出第一个句子,我的情绪会很不好。不过,如果我脑子里没有一个非常清晰、非常简单和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形象,我肯定不会坐下来写作的。就是说,我开头要写的那个形象,是长时间在我脑子里酝酿成熟了的。”
  “请给我讲讲这件事。”
  “比如说《礼拜二午睡时刻》那个形象,还在我童年时就存在我的脑子里了。镇上杀了一个小偷。一天下午,一个母亲和一个手持鲜花的年轻姑娘来到了那儿。这个炎热下午的那个身着黑衣服的女人永远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是那样的高尚而有气质,令人肃然起敬。《族长的没落》是来自一个老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在被遗弃的宽敞大厅里踱步的形象。《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巴兰基里亚的鱼市上凝望船只。在许多年间,我对《百年孤独》惟一知道的就是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去马戏团见识那儿展示的冰块。”
  “小说开始就是这么说的。你能告诉我那第一个句子吗?”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就是说,在想好第一个句子之前,你是很不安的。”
  “一旦我找到第一个句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旦我开了头,后边的就容易得多了。而当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就像是一切都成定局了。在这个时刻,万万不可疏忽大意,一定要非常小心。当读过最后一边原稿后,我对那本书就永远不会再感兴趣了。”
  “你是在何时开始写作的?或者说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我是18岁开始写作的。当时我读了《变形记》,我就知道我要成为作家了。因为读过这本书我的反应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这样做,现在看来既然可以这样做,我也就要这样做了。’”
  “你指的是把幻想写成现实吗?”
  “我指的是发现了小说中的现实并非是生活中的现实,而是一种不同的现实……这种现实有另外的规律,跟梦境一样。生活中的现实归根结底是从想象,从梦幻那儿抄过来的。只是对梦幻存有偏见。惟有唯理论的偏见不允许我们承认生活中的现实与想象和梦幻之间的关系。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我讲述了一次难以想象的教皇去哥伦比亚的一个小村庄的旅行。十一年之后,教皇真的去了哥伦比亚。我写完《百年孤独》之后,在巴兰基里亚有个小伙子说他身上长了一条猪尾巴。南美出版社的经理拍摄了一条他在热带雨林深处发现的被遗弃的船。”
  “评论家们曾说过你受福克纳的影响,对此你有和想法?”
  “他们一直都那么说,以致有时我自己也问自己。”
  “你得出的答案是什么?”
  “没有。事情是我们发现了一些极为相似的世界。”
  “我觉得你的文学世界比起福克纳的文学世界凶暴要轻的多。别的不说,福克纳写的种族隔离即为一例。”
  “这是次要的。那相似的世界是几年前我在美国南方的几个城市旅行时发现的。那些尘土飞扬的城市住着一些没有希望的人,跟我写的城市很相似。”
  “我希望你能给我谈谈你作品中的女人,我觉得她们总是那样的直率,那样简单。也希望你谈谈你作品中的男人,那些人物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同时又像一般人那样脆弱。”
  “我笔下的女人要比男人更加植根于现实得多。她们的脚跟站得很稳。她们坚强、有耐心,凡事持之以恒。男人是些幻想人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疯狂行动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他们缺乏耐心,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身处逆境时他们显得很脆弱,要到女人那儿去寻求支持。而女人遇到逆境时却会像岩石一般坚强。”
  “你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现实中就是这样的。”
  “世界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女人留下来支撑着家,男人就会一事无成。男人出门去闯荡世界,是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家还在那儿。”
  “我认为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你这种对男人和女人的看法特别清楚。你记得这部作品的结尾吗?‘我们吃什么?’妻子问。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回答说:
  ‘屎!’”①
  “可在这段时间我们吃什么?”她问上校,并拽住他的法兰绒衬衫领子,使劲地摇晃着。
  “告诉我,我们吃什么?”
  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一生中一分钟一分钟度过的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不可战胜的人,回答说:
  “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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