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蚕丛新考

作者:冯广宏



  任教授这些论证,有理有据,十分精彩,奠定了蚕丛研究的基础。邓少琴教授《蜀故新诠》文中有《蚕丛氏之蜀》篇,认为蚕丛氏是“蜀中古代最早之一部族”,并与黄帝所娶西陵氏之女嫘祖有关。《史记集解》引徐广:“祖亦作姐”,而《后汉书·西羌列传》烧当羌种有“姐羌”。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南安雷氏,本西羌累祖种,以种名为氏。”可知西陵氏嫘祖为羌族。“嫘”字周金文作“(女疊)”(嫘祖合文),“叠”应出于此字所省,蚕陵即在今茂县叠溪。“蚕之为物,高岭、平原地区均能生长,印度学人霍顿1936年于喜马拉雅山西北发现野蚕,属二化性,认为是家蚕之变种。”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西阴村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之蚕茧,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之重要实物。”[6]见解与任教授不谋而合。
  
  三、图腾制度的互证
  
  俞伟超教授《图腾制与人类历史起点》指出,“图腾”一词,始于1904年严复译英人爱德华·金克斯《社会通诠》注:“图腾者,蛮夷之徽识,用以自别其众人余众者也。”“蛮夷之所以自别也,不以族姓,不以国种,亦不以部落,而以图腾。”1963年列维·斯特劳斯《图腾》提出新论,认为图腾是一种隐喻,古人文化观念反映出的好坏、强弱、允许、禁止,表现为象征物,就是图腾。图腾建立于原始人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中。[7]李玄伯1948年著书认为,同一氏族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多为动物或植物形象。在中国上古时代,图腾就是后来记录下来的姓。神话传说中的图腾,常常个人化,成为该族的先祖。后来图腾又被地域化,成为地方神灵。本来崇拜某一图腾的族团,是游动性的,没有地域性的,但在定居之后,留传的地名,也直接用了这图腾的名称。所以不仅古姓,而且古地名也保留着图腾的痕迹。今人认为邦国名称,源于山名或水名,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实际上邦国名称来自族名,而族名则源于图腾,最为原始;山名水名不过沿用邦国名称而来。[8]
  按此理论,《说文》上就留有蚕丛族图腾的信息:“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所引的诗,见于《诗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蒸在桑野。”加上虫旁的“蠋”是后起字。《管子·水地》“欲小则化为蚕蠋”句,唐尹知章注:蠋“藿中虫也。”虽然这种虫多在葵藿中生长,但也吃桑叶,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蠋音蜀,《说文》云:桑中虫也。”《尔雅·释虫》“蠋”,晋郭璞注:“大虫,如指,似蚕。”总之“蜀”的本义是野生葵藿上一种似蚕的大虫,现在的写法是蠋。这种虫属于天蛾科,蠕虫阶段色彩斑斓,一旦受到攻击,便会蜷曲起身子,露出头上一对眼状的黑斑,很像毒蛇的眼睛。无论是动物或人,都害怕这种毒蛇,因此蠋这种虫大家都不敢惹。它的外形像家蚕,但本身却令人生畏,所以经常被哲学家当作宣讲哲理的例子。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好多个“蜀”字(图一),确实像《说文》所说,上面的“目”连着弯曲的虫身。其所以突出那个“目”,根子就在野蚕防身之宝是一对假眼。延伸到目前的大量考古发现,都有蜀人特别夸张眼睛的表现,其中似有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
  徐南洲先生早前说过,《山海经》中有几代蜀王的踪迹。《海外北经》大踵国东的“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所谓“欧丝”,就是吐丝,那女子明是蚕图腾化身;“据树”则说明那是野蚕;蚕神为女像,《荀子》赋中便已交代,当时属于母系氏族制社会,女子每每成为公众人物;称“野”,应指平原。其下文是颛顼所葬的务隅之山,山即《海内东经》、《水经》汉水所出的鲋鱼之山,与蜀相近。
  蚕丛和蜀皆与野蚕有关,显然是图腾制度的反映。既然此族以野蚕为图腾,就不能不想到利用蚕的吐丝功能。在开明时代,蜀人已有刻在器物上的图像文字,有许多刻画着蚕文。如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斧、戈、剑上,就刻有蚕的图像,或吐丝,或产子。后来新津飞机坝出土编钟,编号甲的钟上,也有左右对称两条吐丝的蚕。1976年成都交通巷发现的铜戈,上面刻有精细的产子蚕文。广元宝轮院出土的铜方印上,有4个字,其中左下方那个,很像是两条并列的蚕(均见图二)。这些蚕的图像文字,究竟是不是指蚕丛?无法确定。但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开始养蚕、取丝,由此则可证实;表明前引任教授等的论证,确有道理。
  1998年,蒲江鹤山镇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出土鱼形铜印,所刻印文右上方是一条鱼和一条吐丝的蚕(图三),使人很自然地想到鱼凫和蚕丛的图腾。四川大学博物馆早期收藏过一件战国时期錞于,上面有11个巴蜀文字。此器原存于万县某寺庙中,可能即在当地出土;成都也收购到另一件同样文字的器物,现藏于重庆博物馆。整体上看,这錞于上的文字,似乎是一篇古蜀史迹简述。其中左上方蜀人头像的右边,有个符号化程度很高的文字,仔细观察便能够发现,那是一条蚕卧在草垫上;与之相对的右下方,有条鱼与一个符号化的字为伴(图四)。这与鱼形铜印印文异曲同工。这充分说明蜀人心目中的蚕丛先祖,图像以蚕为代表。不妨推测,“蚕丛”名号中,“蚕”以汉字表其意;而“丛”则是蜀语的译音;汉字“蚕”这个音,说不定还是根据蜀语“丛”演化而来。难怪后来开明氏成为蜀王,自称“丛帝”。如果笔者这一推测不误,则好几代蜀王的称呼都可以这样理解:头一个字表意,第二个字表音。比如鱼凫,鱼是词义,表明此族图腾是鱼,而蜀语称鱼则作“凫”音。今人把鱼凫图腾解说成鱼老鸹(捕鱼的鸬鹚),恐怕有些误会了。
  
  四、岷江上游羌区寻证
  
  任教授等没有引用过的蚕丛史料,还有宋章樵为汉扬雄《蜀都赋》作注时所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章注还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按《后汉书》此段所记为冉駹夷,汉武帝时划属汶山郡,即今阿坝州地。用片石垒砌称“邛笼”的碉楼,至今仍可修建,成为羌区一大奇观。蒙默教授告诉笔者,他曾考虑蚕丛与冉駹有音转关系,疑冉駹族为蚕丛之裔,此论很有道理。与此相应的材料还有西汉扬雄《蜀都赋》:“王基既彝,蜀侯尚丛。并石石栖,岓岑倚从。”也说蚕丛时代栖于石室,依靠出产石料的山岭。岷江上游多变质岩,岩层作薄板状,俗称板岩,开出石板规格适于建房。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用岩板搭造石棺,比较容易。目前阿坝州发现石棺葬遗址也多,但时代却并不早。蚕丛时是否真有此俗?似应存疑。
  关于“纵目”问题,民俗、民族学家做了不少工作,查出氐族猎神额上有竖眼,世传为岷江二郎神;凉山彝族史诗《梅葛》称:天地开辟时有直眼人“学博若”;云南丽江纳西族《人类迁徙记》中,也讲到远古天女为直眼人;甘肃陇南地区所传直眼人“立立子”,看东西眼睛竖起来,由于眉毛遮不住雨水,后来就绝了种。看来纵目人是西部传说中相当普遍的内容,不限于蚕丛一族。
  最有研究价值的是近年林向教授在岷江上游羌区收集到《羌戈大战》史诗。相传羌人未到今阿坝州以前,远古有戈基人(又作呷尔布、嘎尔补、嘎诗堵,简称戈人、葛人、歌人、嘎人)居住此地。他们矮而壮,齿大如指,头发粗黑,颈子很短;眉骨拱起,纵目不能仰视,仰视则须埋头。他们采果实,饮雨露,住岩洞,吃肉而不畜牧。戈人有尾巴,尾一干即知死期将至,便用石板作洞,称“戈基嘎补”(俗称矮子坟、徭洞子),预置一罐水、一罐粮,钻进去等死。[9]戈人这些特点,与《华阳国志》所述蚕丛纵目和石棺葬(纵目人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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