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蚕丛新考
作者：冯广宏
五、营盘山考古发现
2000年下半年，成都市考古工作者在松潘、黑水、茂县、汶川、理县境内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营盘山遗址进行科学试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凤仪镇西南2.5公里、岷江东岸二级台地上，高出江面约120米；遗址西、北、东北三面皆为岷江环绕，东临深谷，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在200米以内。过去曾清理出10座石棺葬（时代不早于战国）。此次出土大量陶片和磨制石器。其中占陶片总数5％的彩陶，均为黑彩，器形有盆、钵、罐、瓶等，纹饰丰富，为成都平原考古中所未有。其他为夹砂陶、泥质陶、黑皮陶等，泥质陶火候较高。器形以平底、小平底器为主，包括侈口罐、深腹罐、高领罐、盆、瓮、碗、钵、带流器等。一般陶器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流行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磨制石器体形较小，有斧、锛、凿等。从出土的一批石球（弹丸）和陶球得知，那是当时狩猎的重要工具。发现小型房屋遗址，均为木骨泥墙结构。研究者根据彩陶图案及器形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遗存相似，推断其年代上限当距今5500年左右；同时又与马家窑类型遗存相似，推测其年代下限当为距今5000年。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本土因素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地方文化类型，故命名为“营盘山文化”[10]。
从时空两方面看来，营盘山遗址年代与地理位置，均与《蜀王本纪》所记蚕丛传说完全吻合。只是石棺葬年代较晚，故石棺葬俗并非蚕丛当时习俗，而要晚近一些。当时人文方面的进步因素，可从出土的13件玉镯磨制得相当精细得知；另有一件穿有双孔的玉刀，刃长8厘米，做工也很考究。考古呈现出的蚕丛王国，社会比较开放，善于接纳外地优秀文化，已经科学地用火，精心地制陶；虽然那时蜀人仍主要以弹弓抛丸来狩猎鸟兽，但生活情趣已大为提高，一件捏塑人面像已足以说明问题。陶壶陶瓶彩画得相当美观，还制造出带流器具；罐口常常做出特别的装饰。妇女们梳发插有骨簪，手腕上戴有玉镯，经常纺线缝衣。居住的房子也并不差，红烧土的地坪可以避湿。至于那时是否养蚕，考古遗物中却没有找到坚实证据。总之，客观事物说明，古蜀历史上最古老的蚕丛王朝，并非虚构。
近年白龙江流域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其中一、二期文化遗存比营盘山更早，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三、四期文化遗存则与营盘山时代相近，文化因素相似。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嘉陵江东岸广元中子铺是较早的一处，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6730~5730年。在其南、西的邓家坪、张家坡遗址，亦有距今5405~3995年的测年数据。[11]这些遗址与营盘山遗址年代相近，文化因素亦有相同之处，如出土的石器，都有着磨光、实用、小型化的共性；陶器一般带有原始性，器物口沿多有花边、锯齿等装饰风格。这意味着蚕丛族未在岷江上游建国之前，很可能游动于嘉陵江流域。从广元向西，有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存在距今4775~3760年的测年数据。再向西，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4740～4075年，比边堆山略晚。最近岷江两岸发现许多4500年前的古城址，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时代比三星堆第一期还早。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出蚕丛时代营盘山先民迁入平原的迹象。王仁湘等认为，三星堆第一期文化与广元几处遗址，明显是一脉相承的；其中陶器的好些特征，在中子铺等地遗存中也能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这表明接近7000年前，蜀人首先从嘉陵江流域西迁；然后到达岷江和沱江、涪江流域。
蚕丛地域在岷江上游，依据主要是蚕陵一名。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蚕：蚕丛氏国。今彭之导江有蚕厓；而汉之蚕陵县，在翼之翼水县，西有蚕陵山。”但《路史·前纪·蜀山氏》：“蚕丛纵目，王瞿上。”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蚕丛有都邑在成都平原，可能是后期的事。不过，唐《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汉元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史记》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今四川西昌、云南大姚一带，距长安正有五千里之遥。
六、简单的结语
综合上述，大概蚕丛氏发迹于岷江上游今羌区，其族与古氐羌有关。首代蚕丛王开始聚合部落，以“蜀”为图腾，建立酋邦，时在公元前38世纪前后。当时主要经济手段仍为采集狩猎，工具多为石器，建筑石板砌的碉楼；进而在温暖河谷中试务农桑。后逐渐移向平原，开展养蚕业，倡导集市交易，奠定后来蚕市习俗。历时数百年后，因受外来入侵，遂向西南迁徙，其故地由柏灌氏所居，继续使用“蜀”的徽记。传说中的蚕丛纵目，习用石棺葬，是否为远古蚕丛氏之俗，尚须存疑；但肯定是氐类戈基人之俗，有羌族史诗为证。
注释：
[l]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指出，《蜀王本纪》传为扬雄所作，而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于地理类。从内容、文体、书目、著录等方面看，不是扬雄作品。《汉书·扬雄传》也没有此书。桓谭、刘歆同时，他们也未提此书。此书作者应是蜀汉时代的谯周。按徐教授此论多用默证，并无坚实依据。此书南宋以后亡佚，在前所有类书的引文皆称扬雄所作，并无二辞。
[2]宋·高承：《事物纪原》引。
[3]参见张光直：《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19～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参见蒙文通：《古族甄微》209～215页，巴蜀书社，1993年。
[6]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7]参见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8]参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上海），1948年。
[9]参见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巴蜀文化新论》228~246页，成都出版社，1995年。
[10]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参见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