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清代民族政策与承德历史文化
作者：纪 欣 张 杰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康熙帝北巡塞外，在喀喇河屯行宫度过了５０寿辰。同年，避暑山庄开始动工修建，８年后基本建成，从此山庄就成为清帝每年避暑与处理军政大事的活动中心。例如：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乾隆帝在此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上层贵族，庆贺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的胜利；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乾隆帝在此接见率部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首领渥巴锡；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乾隆帝在此接见自后藏万里东行来庆贺乾隆帝７０寿辰的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等。可见，就避暑山庄的功能和作用来说，远非一般行宫可比，实为清代的第二都城和政治中心，尤其是在便于笼络各民族上层人物这一点上来说，更是连京师也无法与之相比的。
３、兴建外八庙，以宗教手段巩固满蒙联盟，收“万法归一”之效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１３～１７８０年），为实施尊崇喇嘛教、笼络蒙藏贵族以安定边疆的国策，康、乾二帝在热河行宫外围、武烈河畔陆续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等１２座皇家寺庙，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外八庙”。
乾隆皇帝借庆贺６０大寿、皇太后８０大寿边疆各部首领来贺之际，不惜１５０万两白银的巨资，仿西藏喇嘛教中心布达拉宫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在该庙的红宫主殿，乾隆帝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御书题额“万法归一”，以示天下万法以此为正宗总舵。这当然是别具深意的。喇嘛教盛行于蒙、藏地区，活佛们在蒙藏民众中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居于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势力浩大，根深蒂固，这样对清朝皇帝实施“大一统”战略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清廷不仅让四大活佛并尊，分而治之，而且还要把皇权意识注入蒙藏上层人物的精神信念里。当他们在木兰围场、热河行宫觐见过皇帝后，又到普陀宗乘之庙叩拜，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喇嘛教的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西藏，喇嘛教的信徒固然要忠诚于活佛，但更要忠于清朝皇帝。
外八庙是在清朝安定北部、西部边疆过程中陆续建造的。边疆民族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事关清朝的“大一统”能否最后实现。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碑文中留下了许多清朝对准噶尔部分裂势力斗争以及怀柔蒙、藏部落的历史记录，故山庄和外八庙既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清朝中央政权实施“大一统”政策的产物。
４、在调整和改革行政机构时，提升承德地方机构的级别
清初承德之地大部分属直隶省，清代史籍中所载承德之最早地名是“哈伦告鲁”或“哈伦廓勒”，为蒙古人的牧马场，汉文地名就是“热河”，有一个名叫“热河上营”的小山村（在今市内火神庙一带），可谓“名号不掌于职方”[３]。但热河之地“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压蒙古，南制天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中原沟通东北、蒙古的必经和近捷之路，很快就受到了重视。自举行木兰秋猎和避暑山庄兴建以来，热河一带一跃而成为天子的“夏宫”、“陪都”，地位陡升，来来往往的各阶层人士逐年增多，馆驿、客栈、衙署、官宅、酒肆店铺、茶楼戏园也随之而生，很快就出现了城镇雏形，至康熙晚年已有“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４]之景。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设围场总管衙门于隆化唐三营，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设热河直隶厅，为承德设立衙署之始，后又置热河驻防八旗，其总管衙门在今东大街原热河省政府之处，雍正十一年又改为承德直隶州。此后，热河、承德二名相袭并用，流传至今。当时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均隶属于皇家内务府，外八庙直属理藩院。
地方行政机构的不断升格，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城镇的发展。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由原有的总管改设热河副都统。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设热河兵备道。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复热河直隶厅。到乾隆中叶，热河已发展成为联络关内外、商业发达、市井繁荣的大都会，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者甚至认为这里的繁荣不亚于北京。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改置承德府（府署在避暑山庄宫墙南、大榛子沟东麓一带，原为热河理事同知厅和承德州衙所在），辖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等二州五县，包括今河北长城以北，汤河流域以东，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以南，辽宁松岭山以西地区。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平泉州由雍正七年（１７３０年）所设的八沟厅改置（１９１３年又改设平泉县），因该地平地涌泉，泉水冬暖夏凉，清澈长流，乾隆三十八年立碑“平泉”而得名；
滦平县是由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所设的喀喇河屯厅改置，治所在今滦河镇，以地濒滦河且兼有向往太平之意，故称滦平县；
丰宁县由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所置四旗厅改设，取“丰芜康宁”之意而名。
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设热河都统署（副都统正二品，都统从一品，本职与三品的总管一样，都是主管八旗驻防事务），衙署仍在原总管衙门，辖区东至今辽宁境内，北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巴林旗等地，西包古北口、喜峰口。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夏，嘉庆帝按每年惯例秋猎木兰，一路上照常处理政务，因路上中暑，抵达热河行宫后即病倒，殁于烟波致爽殿西暖阁。道光皇帝继位后，清朝国势日衰，木兰秋猎不复举行。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析博洛和屯（又作波罗河屯）、郭家屯、张三营三巡检地建隆化县，次年归属直隶省承德府。
（二）对塞外的经济开发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经济基础
１、庄园的继续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之初实行圈地、投充、流人等民族压迫政策，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官民土地，建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河北各州县汉民多流离失所，难以为生，有的投充旗下为奴，有的就逃往漠南蒙古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开荒种地。如此情形引起关内汉族地主和农民的极大不满，民情激愤。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康熙皇帝于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亲政后，立即下令停止“圈地”，提出将口外闲地开禁的政策，在长城以北（包括承德在内）垦荒种田，把察哈尔、喀喇沁两部控制的承德牧区分别划为皇室、王公贵族之直属领地，设立庄头，役使壮丁，或招汉民垦种牧地。户部遵谕于次年二月提出以“古北等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当年从京畿迁１３８所大粮庄到承德，此旗地所征之赋税主要用于供应承德驻防八旗兵丁及其家属。清廷移民垦荒、开发庄园，使承德的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大增。据统计，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口外粮食除自给自足外，已陆续进关销售，不久就撤消了米谷不准进口的禁令；到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承德府及其所属三州县有旗地约１７７９１公顷，民地３４４１公顷，所产粮食除食用和外销，还在热河建立了粮仓。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体现在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及新品种的引进上。康熙帝亲自在京师中南海丰泽园种了几亩御田稻，并向全国各地推广。在热河行宫动工时，康熙帝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萍香泮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其东北部低洼处建稻田一方，御瓜圃里种上了瓜豆果蔬，稻田里则播种了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并获得成功。康熙堪称是最早在承德种水稻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