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清代民族政策与承德历史文化
作者：纪 欣 张 杰
【摘要】清代民族政策较之前代更为成熟而富有成效，它直接推动了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承德历史文化以源远流长的滦河流域文明为母体，以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主要促成因素，并有着四个重要的标志或载体，即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和热河文庙。
一、清代民族政策的两大特点
（一）因俗而治
这是清代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即《礼记·正义》中所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在保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笼络和利用其上层分子，根据各个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遵从的传统执政思想，清政府承袭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创新。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清朝在蒙古、西藏、新疆分别建立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和伯克制度，以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
（二）分而治之
即更多地采用“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清朝统治者既承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给以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又严格限制其上层势力，防止产生对中央政权不利的因素。如在对蒙古贵族宠之以封爵、谊之以姻亲的同时，又在广大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使原先以部落为形式在草原上自由迁徙的蒙古民众被严格地固定在许多以旗为单位的小块领地内，不能形成全民族统一的地方政权。在尊奉喇嘛教的问题上也是分而治之，既在后藏册封班禅以与达赖喇嘛并尊，又于内、外蒙古地区尊封章嘉活佛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并尊，各掌一方教务，都受清廷册封，更便于清廷实施分治策略。
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承德历史文化的母体
——源远流长的滦河流域文明
承德地处滦河北岸，古称滦阳，位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塞罕坝这道天然的屏障减弱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承德因此形成了天高气爽、夏季清凉的独特气候，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雨量充沛、河流众多，以滦河为主流，闪电河、小滦河、伊逊河、武烈河等支流纵横，润泽着这片植物茂盛、动物繁多的沃土，为先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这也恰好解释了滦河流域及与之相邻的内蒙古草原、辽河流域为什么成了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以“逐水草而居”为特点的游牧民族崛起的摇篮和驰骋的牧场。
据有关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情况可知，承德曾先后存在过较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游牧文化及农业文化，滦河流域文明可谓是源远流长。笔者认为，在清代以前，滦河流域文明曾先后出现过五次高潮，即以红山文化遗址为标志的第一次高潮，以燕文化为标志的第二次高潮，以唐朝铜镜文化为标志的第三次高潮，以辽文化为标志的第四次高潮，以金代北方农业兴盛为标志的第五次高潮。辽金以后，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相对放缓。元代的承德大部分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区。明初，承德先后属北平府、北平行都司和兴州五卫。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明成祖将大宁（今承德平泉、内蒙古赤峰一带）、兴州等卫所迁于长城以内，承德一带遂成“边外弃地”，蒙古贵族常常驱劲骑由此南下抢掠，甚至威胁京师。在战争的扰害下，承德人烟日稀，许多古城变成了废墟。明穆宗时，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一带，对这里的古长城进行了重修或整修，这段长城保存至今，在承德境内自宽城经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由古北口出境。明末，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一度势力强盛，承德一带又变成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滦河流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却在十六国时期和元末明初被人为地中断，从而导致滦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出现了一些空白点，直至清朝“康乾盛世”才得以在民族政策实施的强有力推动下获得新生，并形成了滦河流域文明的第六次高潮。这也就是狭义上的承德历史文化，亦即本文所指的承德历史文化，它有四个重要的标志和载体：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外八庙、热河文庙。
三、清代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
是承德历史文化成型的主要促成因素
（一）抚绥蒙古的执政方针是承德历史文化得以成型的政治基础
清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政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的同时，更强调满蒙一体，以求在稳定内地的同时有效巩固北疆边防，故其势必要在各项政策上向蒙古倾斜，从而使一度荒凉的承德因此得到了开发建设的千载良机。这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开发木兰围场，整军习武，使蒙古部落“畏威怀德”
满民族以骑射起家，围猎原就是他们最常用的狩猎方法，并由此锻炼出一支勇悍的八旗劲旅，得以与明朝抗衡并最终取而代之。故此，满洲贵族为保持武威之势，在入关定鼎以后也常常去南苑甚至出塞打猎，从多尔衮到顺治帝再到康熙帝都不乏此举，康熙帝尤好此不疲。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在平定“三藩”战事已逐渐取得优势的形势下，康熙帝出塞北巡，祭遵化孝陵后出喜峰口，首次来到承德，驻跸喀喇河屯，而后会合当地蒙古贵族北上，视察了地处蒙古草原东北角的塞罕坝一带。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他再次出塞北巡，至塞罕坝一带故地重游，以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敬献牧场的名义，创设了木兰围场，整军习武，筹边任贤，安抚蒙古诸部，由此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此后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清帝共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猎１０５次之多，其中以乾隆时的行猎活动最为壮观：“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洎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挈部众万里来庭。” [１]
清政府不仅继承了以往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曾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通过封爵、赏俸、联姻、朝觐等手段，政治上扶持笼络，经济上优待厚赏，而且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一是在原有“年班”制度的基础上催生了“围班”制度，发展了边疆部落首领朝见皇帝的新制度。原来例行朝见清帝的各部落首领，按年度于十二月封印前到京，无故不来者予以惩处，因各部落久居高寒地区，其人到京后易受热出痘，常以入塞为惧。康熙帝为更好地联系和管理蒙古诸部，决定让未出痘的蒙古部落首领随从秋猎，趁势在凉爽宜人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围班”。其二，每次的秋猎都声势浩大，真枪实箭，是绝好的军事演习。通过围猎活动，加强对八旗子弟兵的训练整顿，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大有益处。其三，蒙古各部王公也参加围猎，猎物多者可受到皇帝赏赐，在围猎后的宴会上还常常举行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骑生驹）、“什榜”（蒙古乐队演奏）、“相扑”（摔跤比赛）、“教”（驯马表演）等文体活动。借声势浩大的秋猎炫耀清朝强大的武力，对各部落首领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使蒙古王公们在倍感恩德之余无不心怀凛惧，甘心对清廷效忠。清廷恩威并用，既丰富了民族政策和活动的内容，又达到了整军习武、巩固边防的目的。
２、重视行宫作用，建立处理国内外重要事务的新模式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夏，摄政王多尔衮出古北口避暑游猎，决定在喀喇河屯筑建避暑城，命户部加征直隶等九省丁银２４９万两，以备工用。同年冬，多尔衮到承德一带打猎，病死于喀喇河屯。顺治帝亲政后，下令停建避暑城，并于次年四五月间出塞北巡，过独石口，巡视了多伦诺尔、喀喇沁、四旗厅一带，曾驻跸喀喇河屯，进古北口还京。此为入关后清帝出塞北巡及到承德之始。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后，为解决北巡和秋猎的中途休息、往来辎重和各种用品储存等问题，从京城至木兰围场一线陆续修建了３１座行宫，如石槽行宫（在今密云县白龙潭风景区）、两间房行宫（在今滦平县两间房乡）、长山峪行宫（在今滦平县长山峪乡）、桦榆沟行宫（在今滦平县陈栅子乡桦榆沟村）、喀喇河屯行宫、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波罗河屯行宫（在今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等等（诸行宫自兴建后几经变化，或裁撤，或坍毁，现在除热河行宫大体保存完好、石槽行宫重建、东庙宫存山门及宫墙外，其余均已无存），其中以喀喇河屯行宫最早发挥作用，热河行宫则规模最大，地位和影响也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