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关于承德民族文化遗产发掘与研究的思考
作者：田淑华 王月华
３、承德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
历史上，辽、金、元、清均为北方牧猎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他们吸收汉族文化，沿袭秦汉以来的统治制度，而在塞外又同时保存了固有的游猎习俗；既有自己的都城，又有在行宫帷幄处理政务的习惯。辽行营卫制；金行“猛安谋克”制，对原辽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进行统治；元在立州郡的同时，对蒙古各部仍采取部落制；清代则将习武行围、每岁秋狝定为“家法”。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民族分裂，加强中央集权，扼制沙俄侵略，恩威并施以团结蒙古各部，取得了历史上民族团结、安疆固邦的最大成功。随着避暑山庄的建立，清王朝在承德设立了一系列政治机构，同时为宫廷服务的仓库、皇庄、商业活动场所随之发展起来。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始设热河厅，十一年改为承德州，到乾隆年间，承德已俨然成为一都会。“府志志府也，承德则府而都会矣。”[８]这个都会的形成，是与清朝治国安邦的政治谋略分不开的，一方面和北方民族的社会结构及生活习俗有关，另一方面是和清初针对北方的民族政策有关，承德作为清王朝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得到了全面的繁荣和发展。
承德在历史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发掘与研究其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丰富多彩的承德民族文化遗存
从史前起，承德就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相交错、融汇的区域。燕山南北的两种经济类型、两类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既时有矛盾、冲突，又互为依存。可以说承德地区是一个最为活跃的民族大舞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融合早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早在旧石器时代，承德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发现古人类洞穴遗存和化石点２０余处，出土动物骨骼化石数十种。位于滦河流域柳河沿岸的四方洞是一处旧石器晚期人类洞穴遗存，出土石器千余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数百处。围场县阴河沿岸发现群体人面岩画，这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象征。在距今８０００年的兴隆洼文化类型岔沟门遗址发现大量房屋、灰坑遗迹，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百余件，其中有“之”字纹筒形缸、划纹碗、压印纹陶片及细石器等；在距今７０００年的赵宝沟文化类型后台子遗址，出土了七尊女性裸体石雕像和玉琮，这是原始社会人类艺术的珍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围场、平泉等县有距今４５００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类型的淀园子、海龙沟、东山头遗址，淀园子出土的玉猪龙、玉环，属红山文化玉器群。这些文物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提供了相关信息。
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土方”曾与商有过频繁的战争交往。据考证，“土方”地望在今承德一带。丰宁发现的刻有“亚”铭文的铜鼎，是商王朝封在这一带的亚氏族部落的遗物[９]。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多有发现，平泉县半截沟遗址即为典型的一处，其文化层堆积较厚，房址、石墙、窖藏等遗迹清晰，出土文物丰富。在隆化、兴隆、围场、丰宁等县先后出土过铸有族徽的青铜簋、格柄短剑、铃首匕、羊首刀、铜戈、铜矛、蘑菇首青铜短剑、曲刃式青铜短剑等。在老哈河、滦河、伊逊河流域，发掘了数百座山戎氏族墓，出土大量陶器、石器。滦平县苘子沟山戎墓群最为典型，在集中发掘的６７座墓中出土文物１１００多件，其中氏族酋长和奴隶主墓存在杀牲现象，用奴隶或马、狗殉葬，随葬品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铜、玉、石、骨、玛瑙等佩饰品。特别是大量鄂尔多斯式青铜牌饰，如半浮雕蹲踞虎形、匍匐蛙形、犬形等，形制多样，制作精美，生动逼真。此外，还有金璜形项饰、鎏金铜带钩及车具。许多文物的器型、纹饰兼具南北文化特征，体现了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相互融合。这些文物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而且充分说明，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共同性是由不同族源的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结果，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双向文化影响所形成的。
战国秦汉时期，在承德地区燕秦长城及汉代长城附近分布的城垣有２０余座，有的与乌桓入居塞地相关，多数为当时的屯戍之所或贸易之地。这些城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铁器、钱币及建筑构件。尤其是兴隆县发现的燕国生产工具铸范，说明当时的铸造水平已经很高。围场先后出土５枚秦代铁权，权体表面阴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计３９字：“廿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伴随出土的还有秦代瓦当和半两钱。战国至汉时期的墓葬多分布在同时代的城址附近，出土文物丰富多彩，鼎、豆、壶、盘、匜、簋等仿铜的成组礼器具有中原文化特征，另有用朱彩绘出铜器花纹，非常精美。隆化发现的刻铭铜戈是秦统一六国灭三晋时期的遗物。汉代墓葬中出土大量陶器、铁剑和铜盘、铜灯、鎏金兽足器纽、铜镜、博山炉等，其文化特征与满城汉墓出土器物基本一致。平泉发现的汉半两铅质范母亦属罕见珍品。
北魏、隋唐时期的文化遗物在承德也多有发现，如刻有纪年的北魏铜佛像、北魏太和十三年铜菩萨像、马蹬、铁釜、双耳铁锅等。韩家店窖藏出土的奚族文化遗物，宽城发现的唐代海兽葡萄镜、菱花形鎏金鹿纹银盘、银壶等，都是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的实物依据。
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在承德地区分布更为广泛，隆化县土城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古城址。城址前后沿用四个朝代，即北魏的安州，辽代的北安州，金、元时期的兴州。城内有建筑基址、瓷窑址，出土大量生产、生活用具及建筑构件，瓷器种类繁多，地方特征明显。韩吉营发现兽纽鎏金“契丹节度使印”，具有唐末五代风格。滦平县兴州古城即为金、元时期的宜兴故城。有的窑址和墓葬在出土辽三彩、鸡冠壶等辽代典型器物的同时，多伴随宋代瓷器及货币出土。滦平发现的金代农家窖藏出土了成套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农耕播种器点葫芦是我国农业考古的重大收获。辽、金时期的墓葬，主要有平泉辽代大长公主墓、上应杖子壁画墓、耶律加乙里妃墓、石羊石虎墓群，围场望道石辽墓、大局子辽墓及兴隆梓木林子金代墓等。大长公主墓为辽代大型砖室墓，墓主人是辽景宗耶律贤长女耶律观音女，其配偶即契丹国北府宰相萧继远，现存大型雕刻石棺和墓志。兴隆县梓木林子墓主人为辽代贵族后裔萧仲恭，此人曾随天祚帝西奔被金人所执，降金后为金朝重臣，后被封为“越国王”，其墓志用契丹小字书写，十分珍贵。平泉石羊石虎墓群的大型石刻，反映了辽代贵族在埋葬习俗上受唐宋制度影响之深。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银、铜盖脸，铜丝网套，鎏金银冠，银镯及铜佛等文物极富民族特色。承德县发现的契丹国金牌和银牌是皇帝用以调兵遣将的圣旨牌，当与辽末金初的战争有关。此外，还发现了辽代渤海冶铁遗址、石刻和摩崖造像，并出土和征集了一批宋、辽、金、元时期的官印。在隆化鸽子洞发现的元代丝织品窖藏，包括丝织品、民间契约、俸钞记事文书、骨角饰、银饰等，其中以丝织品为主，绫、罗、绸、缎、纱、绢、锦（纳石失）一应俱全，品种有被面、袄、袍、鞋、帽、香囊、针扎和各种纹样的带饰等，特别是“纳石失”是古代一种高级织金锦，尤为珍贵。有的服饰在纹样及质地上明显带有唐宋时期的流行风格，同时又具北方蒙古草原的民族特色，充分体现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文物为研究元代社会历史、纺织技术、刺绣工艺及承德地方历史、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代承德属北平府，在长城沿线发现了大量明代遗迹、遗物，特别是记载当时长城修建情况和镇守蓟辽边镇名将的碑刻等，为研究明代的政治、军事及边防事务提供了科学依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