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关于承德民族文化遗产发掘与研究的思考
作者：田淑华 王月华
【摘要】承德自古为多民族聚居之地，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文化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一直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汇地带，南北经济类型交错，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而文化交错必然会产生更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民族文化。本文概述了承德民族文化遗存的丰富多彩，论述了对承德民族文化遗产发掘与研究的必要性。
一、发掘和研究承德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
承德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其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民俗及考古遗迹、遗物等均属于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和研究承德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是当今发展旅游事业，促进经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承德自古为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杂居、融汇之区域
承德地处长城以北，是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区域，地扼关内外要冲，同时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交错的地带，历史上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在民族关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史料记载：“长城以外古为引弓之国，建庭卓帐，迁徙无常。”[１]早在殷商时期，承德就居住着一些古老民族，其中包括甲骨文所记载的土方。西周至春秋时期，这里居住的民族主要是东胡和山戎，东胡地望偏东北，山戎居西南。“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溪谷，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２]在滦平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山戎氏族酋长墓，墓中所出骨架十分高大，头部所戴皮帽在帽沿处镶嵌一周铜泡，耳饰大铜耳环，颈下挂有四圈由青玉管、玛瑙、绿松石、白骨珠组成的项饰，铜珠组成的联珠曲尺形饰件由肩部垂到膝前，腰部佩有青铜匕首，文化特征明显。周初此地属古燕国势力范围，山戎、东胡由其统属。后来东胡势力渐强，不断南扰，危及燕。燕将秦开为质于胡，“归而袭破走匈奴，东胡却地千里”[３]。于是燕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并于燕北设辽东、辽西、渔阳、右北平、上谷五郡。其中，承德地区分属辽西、渔阳、右北平三郡。
秦汉时期，承德地区已经明确地划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辖区。秦代，今承德市及承德、隆化、兴隆、围场、平泉、宽城各县属右北平郡，滦平、丰宁属渔阳郡；西汉承秦制，承德市及承德、隆化、围场、平泉、兴隆、宽城各县属幽州右北平郡，滦平、丰宁属幽州渔阳郡；东汉时期有所沿革，承德、兴隆、宽城属幽州右北平郡，而其它几个县属鲜卑控制区[４]。这一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同汉族在此区域错居活动。汉武帝曾设乌桓校尉，通过幽州控制燕北；曹操北征乌桓即以幽州为基地。此后，乌桓部族渐散，但魏文帝时仍设有乌桓校尉，屯蓟，与幽州同治所，而代乌桓而起的鲜卑族开始活跃在包括承德在内的燕北大地上。
两晋南北朝时期，承德地区建置发生变化。西晋时，只有今兴隆、宽城属幽州北平郡，其余则属鲜卑宇文部和段部的控制区。前秦盛时，承德地区分属幽州渔阳郡和北平郡。北魏盛时，承德大部属安州广阳郡，今隆化县置为燕乐县，为安州和广阳郡治所，丰宁、围场则属御夷镇辖区。当时，鲜卑又分慕容、宇文、拓跋、段部、乞优、秃发６部，其中主要活动于今承德境内的是宇文和段部。宇文氏屯保饶乐水，居今赤峰以南和围场、丰宁一带；段部则活跃在今滦平、隆化、平泉一带。后慕容鲜卑建立前燕和后燕政权，侵并宇文和段部，承德又为慕容所统治。
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统一局势的再次形成，承德建置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动。隋代，今承德、兴隆两县属渔阳郡辖区，其他县市为奚族控制区。盛唐时，承德地区属河北道辖区，其中隆化县属蓟州，其他县市属饶乐都督府所辖。这时活跃在承德地区的民族主要是契丹和库莫奚（奚族）。奚为鲜卑后裔，宇文之别种。唐太宗时，因奚人从征高丽有功，赐其首领并设饶乐都督府，受统于幽州节度使。后拓跋氏建北魏，承德成为北魏之辖地。
辽、金、元、明时期，全国政治形势向大一统发展，承德的建置反映着这一历史进程。辽代，承德属中京道北安州和泽州辖区，是从燕京至中京、上京的必由之路。北安州治所为兴化县，在今承德市西；泽州治所为神山县，在今平泉县西南。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民族主要是契丹、奚、渤海、室韦及汉族。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通好百余年，相互往来频繁，汉族大量迁徙塞外，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长城内外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交流与融汇。金代，承德地区属北京路，归大定府管辖。元代，承德市及滦平、承德、隆化、丰宁、围场、兴隆各县归中书省上都路管辖，宽城、平泉属辽阳行省大宁路管辖。蒙古人统一全国，承德的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合。明前期，承德地区均属京师北平行都司辖区，其兴州五卫在今承德市西南，会州卫在今平泉县西南。明后期，承德地区为蒙古鞑靼控制区。
清代，承德的历史位置变得越发重要，在民族关系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于此置热河厅，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改为承德直隶州，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复为热河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改置承德府，领平泉州和滦平、丰宁、隆化（又称皇姑屯）[５]。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更为突出。康熙皇帝借鉴历代帝王治国之道，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打破长城内外界限，实施“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和“以德为卫”、“以兵息兵”的军事策略，最终实现了天下一统的治政理想，承德因此而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特殊区域。
２、承德是中原通往北方的交通要塞
在我国历史上，长城或关塞地带历来是民族融合区域。古代的承德，是中原通往北方的交通要塞。从华北平原到蒙古草原交通往来的古道有三条：一为出居庸关去蒙古高原；二为出古北口（或喜峰口），穿燕山北部的丘陵地带，向东北至松辽平原；三为沿海而行，出山海关至辽河下游。承德位于北上的中路（即古北口路）。古北口作为关城要塞，战争时期关上城门，南北对峙，和平年代打开城门，南北通行通商。宋《路振乘轺录》中便有古北口榷场的记载。经济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互通，使宋、辽两朝交往的通道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接合部。同时这里的人口迁徙也很频繁，人口的流动和交相错居，给民族融合注入了活力。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共存共荣，相互影响，兼收并蓄，呈现出异彩缤纷的文化状态。
在古北口通往辽中京的塞外之地，居住着逐水草而居、以“西楼、羊马”为富的契丹人，以射猎、伐山、陆种为生的奚人，以冶铁为业的渤海人，还有一些为奚人代耕的汉人。考古发现在隆化有奚人打造馆，在滦平有渤海人冶铁遗址。宋苏颂使辽诗云：古北口“耕者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６]。辽宋之间来往频繁，常互派使者，宋朝的使节欧阳修、刘敞、苏颂、苏辙、王曾、路振等人使辽，都是出古北口[７]。清初，古北口至木兰围场成为北京通往内蒙古东部、东北、漠北、沙俄远东的交通要道。康熙认为，承德“北界兴安，东及辽水，山川形势之雄，甲于紫塞”，“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可“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京师”，于是设置“习武绥远”的木兰围场，肇建怀柔“徕远”的避暑山庄，并沿御路设驿站，修建供每年出塞“巡边”时休息的诸行宫。同时，把藏传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思想工具，修建宏伟的外八庙寺庙群，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清帝在此处理民族事务，不仅北方的蒙古族，就连新疆、青海、西藏的上层人物都不断来承德朝觐皇帝，可见承德在历朝历代都是南北交往的交通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