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试论唐山境内明长城戍边职官体系的发展
作者:鲁 杰
次于参将的武职为游击将军,所统领的游兵专为应援而设。“夫游击之名,谓居中乘便两面驰击也。”[27]游击及所领游兵一般无固定防区,随时指派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戍守本镇并常驻于此,时时操练兵马以壮声威。《明史》载:蓟镇“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28]《武备志》中记载:游击将军六员,旧有密云、遵化、三屯三辎重营游击,俱万历十一年革。后有总督下右营、遵化右营、总兵下左营、松棚谷、曹家塞、大水峪。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员,分中路、东路、西路。领班游击将军七员,分别为统领天津春班官军、宁山春班官军、通津春班官军、德州春班官军、天津秋班官军、德州秋班官军、沈阳秋班官军,以上七员原俱系大宁都司,万历三年改游击,仍旧领班防边,回日各驻本班军卫所地方操练。
游击之下还有坐营官、守备、把总、提调官等。其中坐营官8人,分别为总督中军副总兵、总兵中军官、建昌营坐营官、石匣车营、振武车营、汉儿庄车营、遵化右车营、滦阳车营。守备8人,分别为蓟州城地方、旧霸州地方、遵化城地方、密云城地方、永平城地方、三屯营地方、黄崖口地方、张家湾地方。正兵、奇兵、援兵、游兵各营都设有坐营官,“该官或以千总充之,或以都指挥体统行事”[29],每坐营官佐以两三个千总,千总下设若干把总,“每把总统兵数一般为二百五十到五百名之
间”[30]。
第四阶段:天启、崇祯时期
明代历史至此已接近尾声,这一时期北边的长城防御基本上已处于极为被动的消极防御局面,大部分精力用于防御在东北崛起的满族清兵。“从明崇祯二年到清兵正式入关前的十五年中,清兵入口先后达七次之多。”[31]这时蓟镇三协十二路分设三大将,以孙祖寿领西协,辖石匣、古北、曹家墙子等四路,驻遵化;江应诏领东协,驻关门,辖山海关、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马世龙领中协,驻三屯营,辖马兰关、松棚、喜峰、太平四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初设山海镇,辖蓟镇东协为四路,召前总兵杜松驻之。另永平设镇以卫山海。
此阶段明廷把戍边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山海镇,山海镇另有巡抚、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文武职官,所以此时蓟镇总兵官的意义已不同于前。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发展的时期,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与文官制度的相辅相成,除开创时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外,因军职冒滥等而逐渐为世所轻,使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成为绝对优势。清光绪《永平府志》记载:“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32]《明史》载:“当是时(洪武时期),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33]而《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记载的更为明确:“天下政事,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势也。”[34]特别在对待边镇武将上,明代以文官为重要对象,遏制武将势力,从而避免了诸如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明代的武官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施展其统筹全局的能力,武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此外,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子承父业,所以武官大多是粗通文字,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正是长期以来文官制度为上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武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各边镇的武将一定要受到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巡按监察御史等各类监察官,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用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总督之职除了督理军务外,基本上同时兼理粮饷,整个军队的给养问题都由总督操控,而武将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予以考虑,所以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倾轧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比较例外的当属戚继光。作为一名武将,戚继光之所以在戍守蓟镇中功成名就,除了他自身的卓越才能外,还得益于总督谭纶的支持。谭纶虽为文官,但沉毅知兵,且在南方抗倭时与戚继光已交往甚多。隆庆二年(1568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谭纶、戚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35]。同年五月,戚继光被“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36]然“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宣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37]“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38]戚继光在镇16年,“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
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
舒。”[39]同时,谭纶又建议该区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监察。后因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在皇帝朱批“和衷共济”的前提下,把监察官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同时在训练中,也有自身的权力用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等。然而这样的景况非常短暂,后期的长城防务则是腐朽现象滋生蔓延,边况日坏。
[1][2][3]明万历《卢龙塞略》卷5《开国经略》,载《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
[4][5]《明史》卷91《兵志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8页。
[6]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2期。
[7]清《光绪顺天府志·官师志九·前代武职表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08页。
[8][10][24][25]同[1],卷3《沿革谱》,第70、75页。
[9]此碑现已遗失,碑文引自刘秉中:《昔日唐山》,载《唐山文史资料》第15辑,第56页。
[11]此碑现存于迁西县三屯营镇府旧址碑亭内。
[12]同[4],卷73《职官志二》,第1130页。
[13](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1《沿革》,影印本《中华文史丛书》第3辑,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29页。
[14](明)陆容:《菽园杂记》卷7,载《中华野史》明朝卷1,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
[15]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6](明) 叶盛:《水东日记》卷5《总督军务》,中华书局,1980年,第48页。
[17]同[4],卷91《兵志三》,第1432页。
[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方舆全图总说》卷4《蓟州边图二》,上海书店,1998年,第879页。
[19][20][36][37][38][39]同[4],卷212《戚继光传》,第3741、3742页。
[21]余兴安:《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
[22](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9《官制》,载《中华野史》明朝卷3,同[14],第2289页。
[23]同[13],第162页。
[26](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04《镇戍五》,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8640页。
[27]同[13],卷3《蓟州镇》,第189页。
[28]同[4],卷76《职官志五》,第1198页。
[29][30]肖立军:《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
[31]郭述祖:《山海关长城志》,河北地名办公室,1984年,第47页。
[32]清光绪《永平府志》卷6《历代职官表三》,第226页。
[33]同[4],卷90《兵志二》,第1402页。
[34](明)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载《中华野史》明朝卷2,同[14],第1904页。
[35]同[4],卷222《谭纶传》,第3878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