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试论唐山境内明长城戍边职官体系的发展
作者：鲁 杰
次于参将的武职为游击将军，所统领的游兵专为应援而设。“夫游击之名，谓居中乘便两面驰击也。”[27]游击及所领游兵一般无固定防区，随时指派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戍守本镇并常驻于此，时时操练兵马以壮声威。《明史》载：蓟镇“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28]《武备志》中记载：游击将军六员，旧有密云、遵化、三屯三辎重营游击，俱万历十一年革。后有总督下右营、遵化右营、总兵下左营、松棚谷、曹家塞、大水峪。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员，分中路、东路、西路。领班游击将军七员，分别为统领天津春班官军、宁山春班官军、通津春班官军、德州春班官军、天津秋班官军、德州秋班官军、沈阳秋班官军，以上七员原俱系大宁都司，万历三年改游击，仍旧领班防边，回日各驻本班军卫所地方操练。
游击之下还有坐营官、守备、把总、提调官等。其中坐营官8人，分别为总督中军副总兵、总兵中军官、建昌营坐营官、石匣车营、振武车营、汉儿庄车营、遵化右车营、滦阳车营。守备8人，分别为蓟州城地方、旧霸州地方、遵化城地方、密云城地方、永平城地方、三屯营地方、黄崖口地方、张家湾地方。正兵、奇兵、援兵、游兵各营都设有坐营官，“该官或以千总充之，或以都指挥体统行事”[29]，每坐营官佐以两三个千总，千总下设若干把总，“每把总统兵数一般为二百五十到五百名之
间”[30]。
第四阶段：天启、崇祯时期
明代历史至此已接近尾声，这一时期北边的长城防御基本上已处于极为被动的消极防御局面，大部分精力用于防御在东北崛起的满族清兵。“从明崇祯二年到清兵正式入关前的十五年中，清兵入口先后达七次之多。”[31]这时蓟镇三协十二路分设三大将，以孙祖寿领西协，辖石匣、古北、曹家墙子等四路，驻遵化；江应诏领东协，驻关门，辖山海关、一片石、燕河、建昌四路；马世龙领中协，驻三屯营，辖马兰关、松棚、喜峰、太平四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初设山海镇，辖蓟镇东协为四路，召前总兵杜松驻之。另永平设镇以卫山海。
此阶段明廷把戍边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山海镇，山海镇另有巡抚、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文武职官，所以此时蓟镇总兵官的意义已不同于前。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发展的时期，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与文官制度的相辅相成，除开创时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外，因军职冒滥等而逐渐为世所轻，使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成为绝对优势。清光绪《永平府志》记载：“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其按察司官整饬兵备者，或副使，或佥事，或以他官兼副使佥事。”[32]《明史》载：“当是时（洪武时期），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33]而《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记载的更为明确：“天下政事，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势也。”[34]特别在对待边镇武将上，明代以文官为重要对象，遏制武将势力，从而避免了诸如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明代的武官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施展其统筹全局的能力，武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此外，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子承父业，所以武官大多是粗通文字，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正是长期以来文官制度为上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武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各边镇的武将一定要受到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巡按监察御史等各类监察官，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用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总督之职除了督理军务外，基本上同时兼理粮饷，整个军队的给养问题都由总督操控，而武将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予以考虑，所以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倾轧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比较例外的当属戚继光。作为一名武将，戚继光之所以在戍守蓟镇中功成名就，除了他自身的卓越才能外，还得益于总督谭纶的支持。谭纶虽为文官，但沉毅知兵，且在南方抗倭时与戚继光已交往甚多。隆庆二年（1568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谭纶、戚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35]。同年五月，戚继光被“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36]然“章下兵部，言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事权分，诸将多观望。宣召还总兵郭琥，专任继光。”[37]“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38]戚继光在镇16年，“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
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
舒。”[39]同时，谭纶又建议该区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监察。后因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在皇帝朱批“和衷共济”的前提下，把监察官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同时在训练中，也有自身的权力用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等。然而这样的景况非常短暂，后期的长城防务则是腐朽现象滋生蔓延，边况日坏。
［1］［2］［3］明万历《卢龙塞略》卷5《开国经略》，载《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
［4］［5］《明史》卷91《兵志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8页。
［6］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2期。
［7］清《光绪顺天府志·官师志九·前代武职表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08页。
［8］［10］［24］［25］同［1］，卷3《沿革谱》，第70、75页。
［9］此碑现已遗失，碑文引自刘秉中：《昔日唐山》，载《唐山文史资料》第15辑，第56页。
［11］此碑现存于迁西县三屯营镇府旧址碑亭内。
［12］同［4］，卷73《职官志二》，第1130页。
［13］（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1《沿革》，影印本《中华文史丛书》第3辑，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第29页。
［14］（明）陆容：《菽园杂记》卷7，载《中华野史》明朝卷1，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
［15］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6］（明） 叶盛：《水东日记》卷5《总督军务》，中华书局，1980年，第48页。
［17］同［4］，卷91《兵志三》，第1432页。
［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方舆全图总说》卷4《蓟州边图二》，上海书店，1998年，第879页。
［19］［20］［36］［37］［38］［39］同［4］，卷212《戚继光传》，第3741、3742页。
［21］余兴安：《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
［22］（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9《官制》，载《中华野史》明朝卷3，同［14］，第2289页。
［23］同［13］，第162页。
［26］（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04《镇戍五》，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8640页。
［27］同［13］，卷3《蓟州镇》，第189页。
［28］同［4］，卷76《职官志五》，第1198页。
［29］［30］肖立军：《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
［31］郭述祖：《山海关长城志》，河北地名办公室，1984年，第47页。
［32］清光绪《永平府志》卷6《历代职官表三》，第226页。
［33］同［4］，卷90《兵志二》，第1402页。
［34］（明）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载《中华野史》明朝卷2，同［14］，第1904页。
［35］同［4］，卷222《谭纶传》，第3878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